纪念《讲话》忆绍棠

心里无私天地宽。绍棠重视艺术民主，追求人际关系融洽、和谐的夙愿，到了垂垂老矣的晚年，变得尤为强烈。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春节，即一九九六年二月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的新春杂感《唱一出八仙请寿》中。在这篇凝聚着孩子一般真情的文章里，绍棠首先肯定了“四只黑天鹅”(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兴旺景象，是北京文坛‘四只黑天鹅’比翼齐飞带出的局面。”接着，在情真意切、真实确凿地讲述了各自的成长历史的基础上，感人肺腑地发出了呼吁：“共产党员应该是团结的模范。”最后，他大声呼吁：“民间有句俗谚：一个人唱不了八仙请寿。我一向主张，‘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求同，‘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存异。林斤澜的‘怪味’，邓友梅的‘京味’，浩然的‘苍生’，维熙的‘大墙’，王蒙的‘意识流’，我的‘乡土’，赤、橙、黄、绿、青、蓝、紫，各逞其能，各显神通，如持彩练当空舞，何必‘大一统’，何必论高低，何必定上下？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确论。‘来，来，来！你来，我来，他来，大家一起来。一个人唱歌多寂寞，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多快活……’五十年代的歌，大合唱。”绍棠这种讲究艺术民主，珍惜昔日的团结与友情，渴望重整少年行的美好愿望，完全符合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在“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的精神。在这方面，刘绍棠无疑是起了表率作用的。

前些年，贬低、嘲讽、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逆流，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然而我们的绍棠，却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每年他都写下了独特见解的文章。有一年，为了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他竟一口气写了六篇充满革命豪情的杂感、随笔，读起来委实令人振奋，从心眼里感到痛快。在这里，我们不妨摘出几段，以便加深对这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诚卫士的理解和了解。例如，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的错误导向，绍棠尖锐的批评道：“把思想解放片面理解为‘突破禁区’，比大胆儿，导致了胆大妄为，否定一切。在文学领域，否定毛泽东，否定鲁迅，否定民族文化，否定革命传统，竟然成为获取名利的捷径。”(《刺耳未必是噪音》)还如，在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时他写道：“当今的世界，存在着阶级、民族、国家的差别，国际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侵蚀活动，如果我们不牢记和严守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的教导，政治立场发生动摇，思想信仰便会发生混乱，甚至堕落为供人驱使的内应力量。”“‘二为’方向绝不能动摇，绝不能改变，绝不能打折扣。动摇、改变、削弱‘二为’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便会蜕化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艺。”(《目标始终如一》)再如，他还多次呼吁文艺应该立法，“在为文艺立法的总原则中，应该比照宪法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文，重申和确认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意义和主导作用。”(《感言》)这些铮铮有声的话语，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最强音。

刘绍棠，大运河之子，当今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领军者。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洗礼，他的作品和人品，特别是他的鲜明的文艺思想，在未来的文艺创作中，必然会被后人更加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