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话》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平的重要性。他明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分明告诉我们,文艺创作必须严格地按着艺术规律办事。绍棠对此有着一般文艺工作者所欠缺的深刻理解。他根据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感触颇深地总结道:“十二岁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联’,十三岁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队伍中吃粮,可谓余致力革命与文学凡四十余年。积四十余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与文学化合为一之目的,必须将革命的政治信仰与文学的艺术规律结合成浑然一体。革命与文学不是两层皮,不是水与油的掺合,甚至不是水和乳的交融,而是不分彼此,分不出你我。比水还不可分割和分解。”(《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总序)在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中,无论是文艺理论工作者、赏评家,还是作家、诗人,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或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作过如此精辟、透彻、形象的阐释,让人读过之后久久不忘的,恐怕只有刘绍棠。
绍棠正是因为用毛泽东关于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的教导作为创作的指南,所以他的小说既具有先进的政治思想内容,又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几十年来,一直作为“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的精品佳作被出版家所钟爱,被广大读者所珍藏。无论是青少年时代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夏天》,还是中年以后的《蒲柳人家》、《小荷才露尖尖角》、《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都是可以一字不改长期在乡土文学的天地里独领风骚的。绍棠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嫁接在一起,培育出风格独具的运河文学。当今的中国文坛上,作家队伍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不过,在艺术上真正具有颖异鲜明风格的作家,实在是凤毛麟角。而我们的绍棠,却像他的老师孙犁一样,也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绍棠在事业上能有如此出类拔萃的建树,那是与他一生始终如一地遵循《讲话》精神,对艺术精心探索、刻苦追求分不开的。
毛主席特别重视、大力提倡艺术民主。在《讲话》中他专门地讲到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一九五六年,又提出了著名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双百”方针,绍棠对此也是完全拥护,积极照办的。众所周知,绍棠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重要的“荷花淀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对这个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学流派,绍棠是情有独钟的,因此,他全力支持、帮助一九八七年七月创刊的《荷花淀》文学双月刊,但他可绝对不是一个唯我独尊、唯我独美的文学山头主义者。作为这家刊物的名誉主编,在刊物的创刊号上,他写下了这样两句对联式的刊头语:独树荷花淀文学流派之旗帜,兼容文学界各路诸侯之精英。非但如此,他还在创刊述旨中,进一步表达了大力提倡艺术民主、作家团结的崇高志向:“各种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荷花淀流派’需要继承和守真,更需要发展和革新。因此,必须充分尊重其他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从中汲取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荷花淀》文学双月刊绝不会对其他艺术流派的作家和作品采取轻视、贬低、对立、排斥的态度。”这段有板有眼的文字,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绍棠那诚心实意地贯彻“双百”方针,推行艺术民主的大家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