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讲话》忆绍棠

刘绍棠

尽管刘绍棠已辞世十五年了，但人们还是把他的名字时时地挂在嘴上。人们不称他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副主席，却依旧像他活着时那样亲切地称他“我们的绍棠”，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他卓异出众的文品和深广的影响，以及他那有口皆碑的人品决定的。

刘绍棠读毛泽东的著作很早，远在全国解放前夕，即十二岁在北京二中读一年级、尚还梳着木梳背的娃娃头时，他就偷偷地认真地学习过《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始终都是按着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方向，为大运河粗手大脚的爹娘画像。五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有人摇身一变，由极左变为极右，放肆地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束缚作家的绳子，使作家不是“下笔如有神”而是“下笔如有绳”的时候，绍棠拍案而起，怒不可遏，针锋相对地指出：“咱们社会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阶级性，它的党性是不能动摇，不许改变的，就像每个人要遵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样。”(《开始了第二个青年时代》)他还说他“坚决反对以辱骂毛泽东来表现思想解放，一不是心有余悸，二不是政治投机，三不想做忠诚孝子，虽被斥为‘认左为母’或‘老观念太多’而不悔，实在是经过进一步深刻认识，更加信仰他的文艺思想”(《荒屋寒舍土坑上》)。在反对、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恶势力甚嚣尘上的紧急历史关头，刚刚得到平反昭雪的刘绍棠，能够置个人的恩怨、得失于不顾，无私无畏地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这是多么令人钦羡的党性！

毛泽东在《讲话》里强调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与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名言：“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可是，许多年来，相当多的人把这一教导忘在脑后了，他们再也不愿意去深入工农兵群众，也不想与工农兵群众在思想感情上真正地打成一片，越来越脱离生活，疏远工农兵群众。在文艺作品中工农兵形象越来越被边缘化，他们的主体地位越来越被老板、经理、大款、大腕、富婆、买办、炒家所代替。思想锐敏、善于洞察世界的绍棠，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热情满腔地呼吁：“写农民吧，演农民吧！农民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年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值得写，值得演。在中国，没有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比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更丰富多彩，对文艺创作，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第一大源泉。有心的人，有志的人，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建立乡土电影》)绍棠这一大声的疾呼，倾吐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正直的文艺工作者的心声，他们无不为之击节叫好，只有那些被歪风邪气侵蚀了魂灵的人，才说他的观念太旧。

刘绍棠非但在理论上衷心拥护、全力支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激励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及其进行的革命斗争，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实践。他的一生一直写农民，为农民写，并且有相当多的作品还是在农村写的。刘绍棠只活了六十一岁，其中有三十多年是在故乡与父老乡亲一起度过的。几十年的风雨磨砺和与乡亲们同甘共苦，使他“从思想感情到生活习惯，开口说话，为人处事和艺术情趣，都发生了返璞归真的变化”。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赋予他艺术的生命，成就了他的文学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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