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诗歌的民生关怀

一、面向民生的写作倾向

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怀、反思历史的潮流不同，也与20世纪90年代表现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有别，近年的中国诗歌出现了一种面向下层民生的写作倾向，主要表现社会转型时期像草木一样匍匐在大地上的社会平民的生存境遇。这种倾向的端倪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在深圳、广州出现的“打工诗歌”，后来题材进一步扩大，涉及农村、工矿、城市等广大的基层社会；表现形式也变得多样，除诗歌外，还有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由于不局限于诗歌，人们也就把这种写作称为“底层写作”。

“底层”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一个社会学的话题。2004年上半年，《天涯》杂志发表了《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蔡翔、刘旭）等文章，提醒人们去关注很少或基本上不占有组织、经济、文化资源的人群。底层问题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很快引起了批评界的重视：首先是《文艺争鸣》在2005年第3期推出了“在生存中写作”专辑，接着又有《新诗评论》、《上海文学》、《南方文坛》、《山花》等杂志讨论写作伦理和底层经验的表述问题。它所讨论的文学现象，包括“打工诗歌”、“打工文学”、“草根诗歌”和抒写当代农村、城市平民命运与境遇的文学作品，而对这类作品的写作倾向，除有“底层写作”、“在生存中写作”、“草根写作”的说法外，也有人提出“新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的说法。

“底层”从一个社会问题变为一个“写作”的问题，自然引起人们关于现实存在与想象、表述关系的辩论：什么是“底层”？“底层”作为一个被想象与表述中的“他者”，可能在书写中现出真身吗？谁在言说底层？是“底层”文化成分发生了变化，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矛盾的反映？而从历史的关系看，它是对20世纪80年代“纯诗”运动的反拨，是文学社会历史承担精神的再度高扬，是被压抑的“写什么”对“怎么写”的修正，还是内容至上主义的重新抬头，或者艺术向大众文化的撤退？

这些问题很能启发人们的思考。但问题是：第一，“底层”也好，“生存”或“草根”也好，基本上是比喻性的，指示某种社会范畴。当文学批评直接挪用或把它嫁接到文学之树时，如何在价值判断的社会学倾斜中坚持文学的品格，防止新一轮的内容与艺术的二元对立？第二，由于“底层写作”的社会学倾向，也由于它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人们很轻易地重新启用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和道德伦理资源，却无视这种写作的真实语境和作为诗歌问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社会“底层”问题的确普遍存在，但“底层写作”的说法却产生了诸多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与其按传统的方法为社会分层，先验判定“底层”的无言与沉默，争辩这类写作是“代言”还是“自言”，是社会承担还是艺术探索，不如面对其写作现象，分析它的性质与特点。

二、表现被遮蔽的世界

所谓的“底层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关心新的民生问题的写作倾向。关心民生问题，是传统读书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自《诗经》到杜甫，从“五四”的“问题小说”到国统区“马凡陀的山歌”，中国诗歌见证了不同时代的人间苦痛。近年出现和引起关注的关怀民生的写作与这种传统有关，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近年诗人关怀的民生主要不是传统的天灾人祸、兵匪战患或为政不仁，而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民生问题。最早体现这种倾向的“打工诗歌”，所触及的就是城市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农民问题”：“出门问题/坐火车问题/买票问题/挤车问题/……吃饭问题/干活问题/干什么的问题/到哪里干的问题……”（谢湘南：《农民问题》），以及这些被迫放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进入城市后“瘦下来的青春/与城市的繁荣成反比”的问题（郁金：《狗一样生活》）。现代社会的转型不是一场战争，它并不让人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不会让人产生艾青在诗集《北方》和辛笛诗《风景》中描绘过的那些感觉。相反，由于这种转型许诺给人们一个美好的未来，被阐述为发展中的问题，并给人一种要想得到回报必须先支付代价和分享艰难的错觉，它被迅速崛起的写字楼所遮蔽，被年年上升的GDP数字所忽略。但是，被遮蔽不等于不存在，有兴、观、群、怨丰富功能的诗歌，更敏感、更丰富地感觉和想象了这种存在。在近年诗歌中，有的诗人一眼就在大街上认出了正被城市压榨的乡村葡萄：“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那些甜得就要胀裂的乳房/水晶一样荡漾在乡村枝头//在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体内清凛凛的甘泉/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城市最低级的作坊囤积了/乡村最抢眼的骄傲，犹如/薄胎的瓷器在悬崖边上拥挤”（谢宜兴：《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他们写拖家带口去城市谋生的民工，未谙世事的孩子兴高采烈，而他们的父母却沉默无言、神情木然（辰水：《春夏之交的民工》）；写凌晨时诗人、环卫工人、歌厅小姐的戏剧性巧遇（邰筐：《凌晨三点的歌谣》）；他们带着沉痛与戏谑开列普通劳动者一生的收入与支出，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收入除了购买了骨灰盒和火葬费外，剩余部分只够买一片深埋自己的荒地（老了：《一个俗人的账目明细表》）；他们自己感慨被忽略的命运，只有扰人的鼾声才能让人意识到存在，“最底层的生活/要到那么高的地方/才能挣回”（卢卫平：《玻璃的清洁工》、《打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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