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互动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次见到张炯先生，最直观的印象是：我们福建也有如此帅气的男人！却又觉得他的头发与新式中山装过于严整，约束了俊逸灵性，给人一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感觉。这当然是我的错觉，后来在他主持的当代室进修，接触多了，才发现他并不是只有原则没有性情的“干部”，“还是从福建山水中走出去的人”！

一方水土沉淀在人心灵中的那些东西，可能比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还多。福建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被屏风一样的武夷山隔开与保护，蝴蝶一样的版图，山和海奇妙的结缘。那蜿蜒曲折的河流和跌宕起伏的道路，除给人灵性与性情的滋润外，也在不知不觉间塑造着人的坚韧；而那目光不能穷尽的大海，又让它的子民回避了山地的狭隘，保持着生命的热情与浪漫。那些被山风海潮塑造的性格，显然更认同性情而不是事功，出的多是广义的诗人而非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虽然上至宋代宰相李纲、近代的林则徐，近至当代的邓子恢、项南，福建也出现过一些口碑不差的政治人物，但比起从柳永、严羽、李贽至林纾、辜鸿铭、林语堂这样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文化人物来，他们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就不那么特点鲜明了。更何况像林则徐这样的人物，本身也是一个诗人。诗人与政治人物的区别，是重视“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无论对待生命与“事业”，都出自内心的需要，同时看重结果与过程，甚至更看重过程本身。

这一切与衣冠严整的张炯先生，关系似乎并不那么直接，但那是后来的张炯所长，而不是他充满传奇色彩、才华洋溢的青少年时代。那时他多么热情、浪漫而又执著：他曾因学业第一而被推举为学生领袖，又因组织同学罢课、游行，被校方开除；他痛恨腐败、追求进步，被地下组织吸收入党又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和两个地下党员潜回家乡福安，拉起了一百多人的“闽浙赣人民游击队”，当上了政委，为配合当地解放做了许多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尽管大军一来，把他们当作关系不明的队伍“一勺烩了”，只能像许多俘虏一样给日夜行军的解放军背米袋，但他并不怀疑自己的选择，从零开始，重新入伍和入党。

张政委并未因为向往和自发革命获得政治资本，他必须重新从普通战士开始取得组织的信任。不过，只要你有不会动摇的信念与追求，把误解与不信任全当作一种考验，最终还是会被认可的。张炯先生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之后的情形是许多人所熟悉的，他于1955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中共福建省委终于恢复了他的地下党籍，肯定他领导的游击队“为福安的解放作出英勇的斗争”。他最终成了中国学界和文坛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学”有《张炯文集》（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张炯文存》（十卷），以及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中国文学通典》（四卷）等。

但事功与声誉归社会，就个人性情而言，他始终萦绕于怀的，恐怕还是一直未圆的文学创作之梦。张炯先生说他进北大中文系，原本是想当一个作家的。实际上在大学时代他的确在康式昭、谢冕先生主编的《红楼》上发表过三篇小说，而最近的小说《番三正男》完成于2005年6月，已经是他退休后的作品了。我读过他当年在《红楼》上发表，后来被译成外文，北大百年校庆时被选入纪念文集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以中国学生帮助外国留学生的故事做框架，写北大青年学生的学习与恋爱，那健康明亮的青春氛围，十分令人感动与向往。其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把握，以及结构的讲究和叙述的简洁，甚至让人为张炯先生后来走上学者的道路不无惋惜。然而大学体制历来不鼓励文学创作，而建立不久、有着新的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的共和国，又迫切希望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替代“旧知识分子”，推广新的意识形态和建构新的文化秩序。张炯先生和他1955级年轻的同学们，在批判课堂上的“资产阶级观点”风气中，自己动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起“中国文学史”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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