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马桥词典》的诗学和政治学

语言、翻译和叙述者

韩少功（《马桥词典》的叙述者）等几个知青是从官道上来到马桥的。他们是官方派来的，相对于马桥的语言来说，他们说的是“官话”，他们是外来者。马桥没有门牌号，没有旗杆，没有城市里用来表明归属的符号标志，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他们的村头有两棵大枫树，这就是马桥的符号，这符号后来也消失了。要打破隔阂，进入马桥，首先要进入他们的语言，这种状态决定了必须了解他们的词汇。

马桥人说的是一种方言，语音和词汇都和叙述者所使用的普通话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没有另外一套文字，没有自己的语法。当作者要编这样一本方言词典的时候，他只能以普通话作为工具。问题在于，普通话能充分翻译马桥的语言吗？

即使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普通话也不是他们的母语。在中国南方，对那些没有学习过普通话的人，普通话一点都不普通，他们基本上听不懂。普通话是汉语内部的语言霸权，是依托政治权力产生的，是人为创造的产物。它从北方方言中产生，实际上复杂的南方方言与口头的或书面的普通话差别都极大。对马桥人来说，普通话是书本的、僵死的、陌生的语言。作者实际上是要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即把马桥人日常使用的、不规范的、活生生的语言翻译成“标准”的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多少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这种翻译中，感性的、带有语境下的丰富含义的、有血有肉的语言就变成了冷冰冰的不带个人色彩的规范的书面语言。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化性的语言变成纯粹的工具性的语言。

语言在《马桥词典》中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显然是语言背后的文化。马桥的方言与其说是一种自然形态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一些可以通过互相对立的符号变化（这是它们的表达方面）、和它们同时产生的社会内涵（这是它们的内容方面）来加以识别的亚语言，它们构成了隐蔽在社会话语里的社会分类。”^①这里的关键是，马桥人有自己的语音，有自己的词汇，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语法，所以他们不能表述自己，而只能被别人表述，《马桥词典》就是这种表述。马桥语言的困境是，如果没有《马桥词典》，他们的语言不能进入普通话，不被表述，就从历史中缺席了，对于普通话的世界来说，他们也就没有存在过。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断定它存在。”^②作者与其说是一位语言学家，不如说是一位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来描述马桥的生活。对一种文化的描述，有两种主要的途径，一种是族内人的观察，他们生活在一种文化内部，其世界观和感知方式是“自然的”，传承着内部的知识体系；另一种描述者则是外来的人类学家，他们用一种不同的观念来认知、分析、阐释异己的文化。一个文化内部的描述者虽然熟悉本民族或本文化的各种情况，但他们常常没有自己的文化语法，即使有，也常常被认为带有主观性，尤其是当他不是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思考这种实践时，比如面对观察者的提问时（《马桥词典》里的叙述者就描述过自己拿着小本子去访问当地人），他解释自己的实践活动必然会依据或迎合观察者所偏爱的理论，或者他借助遗漏、沉默或省略某些他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使其描述与他的原初体验产生程度不一的偏离。甚至于在不是故意的情况下，由于对文化内部的许多事实他习以为常，所以常常只提供特殊情况或轶闻趣事。外部的观察者的描述虽然自命为客观的、“科学的”，但观察者不是机器，他也是文化的产物，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认知来工作的，即使他精通当地的语言，也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理解了当地的“文化语法”，能深透地理解其文化底蕴，其“科学”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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