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悖反的乡愁

从动、植物两大群体最早分离的那一刻起，生物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生存：游动和定居。人类也一样，在这两极之间摇摆，寻求安全与富足的平衡。长久的演变，把生存方式化为政治经济的组织模式，进而变为道德的一种维度和精神生活方式。农耕与游牧或航海，到后来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一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直接导致了许多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冲突，造成了一些文明的崛起和另一些文明的衰落。近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洪流裹挟着几乎所有的文明，一刻不停地奔向未来，再也没有喘息的时间。在这种奔腾不止的漂泊中，人们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愁，一种故意的怀旧，但在这种乡愁中分明有两种力量在撕扯它：既想休息、稳定、安全，又想物产丰富、生活现代化，体会新鲜的经验。

经济发展导致的过度生产和破坏，现代官僚体制日益强化的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在使全球化成为可能的同时带给人强烈的疏离感。在这种情况下，审美实际上成了人们抵抗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最后一个港湾。但现实情况是在现代性催逼下要求实现普遍性的政治经济体制每分每秒都在蚕食审美的特殊性，打破这片港湾的宁静。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被迫卷进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学艺术的发展更是经历了许多波折，但其中美学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冲突一直存在，有时掀起惊天巨浪，有时则是水面上圈圈涟漪甚至风平浪静，底下则是汹涌的潜流漩涡。这种冲突曼延到当代，更由于政治经济资本权力的扩张而加剧。伴随着每一次社会变革，这种冲突就明显起来。传统与创新，城市与乡村，过去与未来，东方和西方，就是其中一些对立的关键词。在东西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冲突，但他却突破了乡愁的预设，既没有过去的黄金时代，也没有对宁静的乡村生活的怀念。他的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悖反的乡愁，它不单是一种美学的需求，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权力关系中，置于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冲突中，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解释其意义，在批判中找到它的脉络和贡献。

在《耳光响亮》的结尾，东西写到这样一个情节：发财以后的金大印开着奔驰和本田车来迎娶牛红梅，他反复告诉大家，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能回头，“如果一回头，我们就会回到贫穷的生活里”。这绝不是一句玩笑，因为大家离开的时候，全都伸长脖子往前看。“我们的目光掠过高楼、围墙，看到远处的蓝天上。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我很想问金大印，是不是看得愈远，将来的生活就愈好。”这就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它许诺未来会更好，而对过去持否定态度。人们相信它，所以没有人回头。但小说的姿态只能是一种回顾的姿态，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因为它讲述的即使是未来才发生的事，也已经有人知道它发生了。《耳光响亮》也不例外，作为一部小说它只能陈述过去发生的事。一开始，叙述者的姿势就是回头：“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我用后脑勺充当我的眼睛。”结尾的不能回头和开头的回顾姿势形成吊诡，其间的矛盾只能用乡愁的美学原则和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冲突加以解释。对于过去，后者常常予以否定，而从浪漫主义开始，文学就开始怀念过去的黄金时代。东西最喜欢的美国作家福克纳，虽然是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却始终怀念不可挽回的过去，而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现实理性原则非常反感，在其著名的获诺贝尔奖演说中，就号召人类坚守传统的价值。东西最喜爱的现代中国作家沈从文，也在其大量作品中充满深情地回忆过去的乡村生活，而对当时身处的现实城市生活加以讽刺和批判。毫无疑问，福克纳和沈从文的作品对东西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简单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对他们的美学，他是佩服的，但对他们的浪漫倾向，他则满怀狐疑，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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