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光环下的魅影

同样,《银城故事》中对欧阳朗云的死的描述则鲜明地显示了“革命”残酷地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草率地收入囊中的逻辑。当秀山次郎在拍摄挂在城头木笼里欧阳朗云的人头时,作为他的朋友,秀山次郎的内心是激动和悲伤的,一次次眼泪的夺眶而出说明他情绪的波动。他曾想用带着血和泪的语言作为相片的注解:“城墙上挂着的是我的同事,是一颗受过早稻田大学教育的头脑。”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理智,他要冷静的记下这一历史画面:

城墙上挂着的是暴动者欧阳朗云的人头,他因刺杀桐江知府而被砍头示众。砍头示众是支那最常见、最常用的对犯人的惩罚。欧阳朗云,越南侨民,银城育人学校物理、化学教员,1908年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

在这冷冰冰的描述中,丝毫看不到秀山次郎一点个人情感,这种由悲伤到冷静的情绪转变构成了对“革命”的一个绝妙的隐喻,昭示出其残酷的编码机制是如何在瞬间使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如鲜花般凋零,变成风干的标本。

李锐的小说还尖锐地批判了一种已发生了质变的异化了的革命,这种革命带来的不是社会进步,相反却是一种破坏与倒退,因此它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戕害也就更加触目惊心。

“文化大革命”一直是李锐小说追问的中心。作为一场全民狂欢式的“革命”,“文革”所具有的疯狂的精神痉挛性不仅直接褫夺着个体的肉体存在,而且还直接摧残着人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个体生命最无情最为彻底的毁灭。《旧址》中,李乃之为了革命出生入死,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但是他的忠心耿耿和满腔赤诚在“文革”中换来的却是打击与迫害,他的人格尊严被“革命群众”肆意践踏,最后孤苦地病死于医院中,连一个亲人的面都没见上。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了一张写满了字的《人民日报》,上面密密麻麻的只写了一个词:“革命”,那些字首尾相接填满了报纸的所有空白。可以想见,李乃之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多么深厚的悲哀,对“革命”的不解与困惑完全倾泻了出来。

同样在《黑白》中,知青黑与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革命”困境。他们将“革命”奉为至高无上纯洁无瑕的神,带着“革命”的崇高信念走向农村,为革命献身成为他们最大的幸福。在这种理想的支撑下,他们不仅多次拒绝了返城的机会,而且在语言行为与生活习惯上也竭力向农民靠拢。但是现实的生存状态很快将他们逼入了绝境,白学习农村妇女留在家里生育时,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人格尊严也遭到了无情的践踏。而小山的出生更使他们陷入了无法调整的矛盾之中,最后两个人只能选择自杀来实现解脱。小说通过他们的死尖锐地批判了极左“革命”带给人精神上的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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