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女性作家的创作几乎成为一种最为激进的文学话语实践,她们的表达方式、感受世界的独特视角以及无所顾忌的我行我素的极端姿态,都给人一种惊世骇俗之感。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源于“错综复杂的女性性格只有妇女才能理解”(黛娜·马洛克《文学盗尸者》)的性别差异,同时,还有来自我们惯熟的阅读经验。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处境,使女性意识的发现失去了连续性,断裂的女性意识形态使她们不断重临起点。20世纪90年代后的女性作家作品与统领文坛日久的“模仿传统”或“反抗传统和价值”的女性作家作品已判然有别。其间,曹明霞的创作可谓独具一格,在争奇斗艳的女性作家中格外醒目。
曹明霞是河北省近年来创作十分活跃、成绩非常突出的青年作家之一,本世纪以来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篇小说的创作中,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广有影响的刊物,如《中国作家》、《当代》、《大家》、《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见到她的作品。她的中篇小说创作,不仅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体现了对男性主流文学话语的主动告别,重要的是,她超越了性别愤怨,她没有痛入骨髓的不平之气或申控的热情,而是独步于自己判定的精神荒原,在没有依赖关系的诉说中确立了女性的独立身份;另一方面,这种身份的获得依然没有为她带去凯旋之感,对“女性自立”的期许她仍然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她创造一种陌生又极具冲击力的文学情境,一种深刻的失望情绪弥漫在她几乎所有的中篇小说,在她漂泊无着的心路之旅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孤独和缺失,但她又坚持寻找一方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曹明霞的写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很重要的有:《婚姻誓言》、《妇道人家》、《我们的爱情》、《满堂儿女》、《谁的女人》、《这个女人不寻常》等。这些小说以最平常而又颇陌生的生活情状、浓重的现实主义韵味和高远的现代精神,深深地打动和强烈震颤了读者的心灵。她创造了一个我们每个人熟悉而又麻木、经她重建又使我们豁然开朗的新的世界。重建这样一个世俗的生活世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决不比创造那种宏观的生活世界容易。有两大障碍横亘在作家与生活之间,一种是社会理念,一种是个人情感。前者如哲学观念、社会思想、伦理道德等,后者如个人欲望、情感、兴趣等。这样,作家在观察和表现生活时,势必要受到社会伦理和个人情感的干扰,使文学同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隔离。譬如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的小说,新时期作家在这一领域有着辉煌的突破,但模式化的倾向也颇为普遍。这与现代的、传统的社会理念和人性的自身要求而致的对生活的理解分不开。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学现实,曹明霞企图从理念的云端跳到坚实的生活土地上来,从个人情感中超脱到人类的普泛生存上来,把她所观察和经历过的生活,进行过滤,重新体察和观照这个眼前世界中的琐碎生活,于是生活便似乎以另一样新的面貌和构成出现在了她的笔下。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她的小说已完全打通了生活,也不能说她已绝对排除了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的干扰,但她的探索无疑创造了一种令读者感到陌生又十分亲切的艺术真实。
《婚姻誓言》表面写爱情与婚姻的普通话题,实际讲述的是一个男女婚外情感的伤痛故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地位悬殊,梁箫仅仅是一个来自山区的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婚姻不幸,连正式工作都没有,接触文化厅长李唯一就是希望他能替自己在文化口找个轻闲的工作。梁箫与李唯一两人的情感交往中,一开始就掺杂了许多现实的考虑和计谋,一旦矛盾触发,所谓的情爱也就随之土崩瓦解。应该说,两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梁箫被李唯一安排在群众艺术馆,做《百姓文艺》的编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李唯一也得到了梁箫这个漂亮而素养不俗又心甘情愿伺候自己的情人,他一度的确很满足,以至说出“我今生要是能娶你,就好了”这毁了两个人的话。梁箫自然愿意被李唯一迎进门。但他们都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老李给不了她名正言顺,而梁箫目标竟是直取女主人。他们的玩笑开得太大了。”从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斗,李唯一为安抚梁箫,将一幅价值连城的书画送给她,结果被其夫人知道大闹,紧接着是送他画的人出事,他必须将画马上退给那人,否则他这个刚升迁的部长就完了,但梁箫偏偏已将画转手卖了。他不能退画,梁箫也无法赎回画给李唯一,他们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读者可以发现,李、梁之间的婚外情爱,在彼此整个人生结构中,竟是那样一种虚无和脆弱的东西,这是人们多么不愿意接受的结局,但又是多么残酷的事实!无疑,受伤害最深的依然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