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视者的独语

诗人往往被置于一定的年代而获得自己的位置。譬如，关于诗人柏桦，虽然他本人自言从《往事》（1988）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写作阶段，且在1990年代初写出了《现实》、《衰老经》等重要诗篇，但另一位诗人钟鸣对他仍然作出了如此判断：“他（柏桦）没能在诗歌中进入90年代”。①这一具有“定性”意味的判断不无道理，因为大致来说柏桦的诗的确是属于80年代的。在此，所谓80年代和90年代与其说代表了一种时间、历史的刻度，不如说更多地暗含了“年代”背景下凸显的特定诗学趣味、取向乃至氛围（场景）。倘若对近20余年中国诗歌稍事观察，没有人会否认这两个年代之间在上述方面的显著差异。当然，这两个总体性的名称并不具备诗学的整合功用，也不存在90年代取代80年代而获得自身合法性依据的逻辑前提；另一方面，对于诗人个体而言，说一位诗人“属于”某个年代无非是指，他强化了那个年代诗学的某一侧面或将之推向了极致。尤为重要的是，诗人在强化那个年代诗学过程中所显示的生长性和延续性。因此，紧接着自己的判断钟鸣没有忘记补充说：“但他的风格决定了90年代的技术基调——一切风格都取决于词语的配方和地点的弯曲”。②这样，就更为明晰地勾画了一位诗人在不同年代里所处的位置。

也许，在人们的印象中，王寅（连同他的诗歌伴侣陆忆敏）同样是“属于80年代”的。诚然，作为一位于80年代初步入大学校园、在其最美好的年华里亲历了那个年代诗潮更迭与变动的诗人，王寅在他的很多诗篇中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那个年代的印痕。不过，哪怕在没有读到王寅整个90年代的诗作之前，过分地强调他“属于80年代”，也是危险的（起码是不确当的）。诗人黄灿然通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指出了王寅的两个年代诗歌的“裂变”。③这多少启示人们从更深的层面对王寅诗歌进行把握，除去经常被提到的诸如优雅的形式感、轻盈的口语和简约风格以外——应该说，这些概括确实点明了王寅诗歌的某些特性，但令人不免担心它们是否会造成某种本质化的定型，而最终与具体的文本相脱离。在我看来，倘要彰显一位诗人的独特品质，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深入其文本的内在肌理，悉心分辨他特有的音调、语汇和姿式等方面。对王寅的诗歌似乎尤其需要如此，那些跳跃、飞翔的诗句不易为教条的归纳所驯服，而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

音调的变奏

毫无疑问，即使在众声喧哗的1980年代，中国诗歌也有其主要的音调。如果说80年代初的前后几年，占据诗界的是“朦胧诗”那高亢的充满批判和对抗意绪的宣讲，那么没等到80年代中期，浑身躁动的诗人们就纷纷脱离这种宣讲的钳制，发出了尖利或粗重、温婉或豪放的声音。然而，透过“朦胧诗”的激越语调和其后各种诗潮纷乱错杂的音调不难发现，贯穿于整个80年代诗歌声音的内质，是一种牧歌式的理想主义（这与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相宜）：不论是北岛的冷峻告白、昌耀的孤独咏叹，还是顾城的梦幻倾诉、海子的激情铺叙，抑或“非非”、“莽汉”们惊世骇俗的嚣叫，实际上都隐含着一缕理想主义的基调。尽管从“朦胧诗”到其后的“第三代诗”，就诗歌的音高来说显示为层层下坠的趋势，但某种理想主义的音色却始终没有褪掉。在这股理想主义情愫的促动下，一种进化论的“不断革命”的诗学诉求便在诗人们的豪言壮语中获得表达。

显然，在一片喧闹吵嚷声中需要有轻言细语，抑制那过于匆促的“打倒”与摧毁的声浪。可以看到，王寅正是那个年代发出轻言细语的诗人之一。虽说王寅并没有逃逸当时的理想主义氛围——这一方面体现在他直接参与了诗潮更迭的进程（作为“他们”和“海上诗群”的成员），另一方面，正如下文将要分析的，在他80年代的诗篇中渗透了一种强烈的信仰，即对语词力量本身的信任——但理想主义带给他的不是一种张扬、凌厉的喊叫，而是一种趋于平和而轻盈的低语。这些轻言细语在80年代汹涌向前的呼喊式写作潮流中之所以显得别致、动人，吸引相当一批人伫足倾听，或许就在于它们以逆向的方式，呈现了那个年代文化场景和社会情绪的某些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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