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诗史的重要收获

程光炜先生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的问世，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界最有学术价值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当代诗歌史》在行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撰写者的学识、眼光和见地，在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创见。

在当代诗歌研究领域，1993年问世的由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运用谨慎、简洁的史家笔法，对自建国以来至80年代的诗歌进行了富有学术性的开拓性研究，在建国以来问世的新诗史中是一部较为完备的重要著作。但是，当代与史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当代史的开放性质注定了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都会留有遗憾之处：“生活是瞪着明天走去，而写史却是朝着后面张望。虽然必须是站在‘今天’的张望，但‘今天’却是一块飘浮的土地，永远都在移动……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每个企图给现实定位的人，事实上他也在被现实‘定位’着。这是知识者的无能和无奈的悲哀。”^①在诗坛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写作于80年代中期的这部新诗史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诸多遗憾。比如它对80年代中期以前的诗歌的叙述游刃有余，而对朦胧诗之后的诗坛则着笔较少。就是对朦胧诗以及第三代诗歌也有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可以进行更为学理化的清理，重读80年代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近年来现代性、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也引入了文学史研究。当然，《中国当代新诗史》的局限是历史性的，对它过分苛求是不公允的。但同时，在人们的期待视野中，一部新的当代新诗史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必要了。

程光炜先生的这本《中国当代诗歌史》，以1949至2000年间当代诗歌的重要事件为线索，以代表性诗人和作品为对象，叙述了它发展过程中的冲突、矛盾和规律，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充分展示和深入分析。以丰瞻、翔实的资料，对八九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和现象作了独特的观察与追踪，不少材料都是第一次披露。它以现代性为轴线，对当代新诗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1949至文革期间的诗歌，侧重于展示文化体制与诗人之间、诗人与其创作的诗歌文本之间的契合、摩擦、冲突，为文字狱横行的年代的诗人描绘了一部独特的心态史、心灵史。对于80年代诗歌，则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与清理。对于90年代的诗歌，在广泛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则侧重于以审慎的态度将其纳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对之进行学术规范。程光炜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歌评论家，对朦胧诗、第三代诗人、90年代诗歌发表了许多权威性的评论。他的诗论无论是文本细读，还是对诗歌现象的考察，既有较强的学理色彩，又有犀利的思想蕴涵，具有难得的学术锐气与锋芒。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洋溢着诗评家个性的诗歌史，体现着程先生对中国当代诗歌曲折而漫长的发展历程的独特省

察。

现代性：考察与阐释当代新诗史的基本视角

这本诗歌史是以现代性作为轴线，将新诗现代化作为考察和阐释新诗的基本思路。中国当代诗歌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都离不开现代性这一轴线。从现代性的角度，才容易看清当代诗歌发展的冲突、矛盾以及规律。在50至70年代诗歌中，新诗受到了意识形态的空前挤压，沦为战歌与颂歌，诗人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沉浮，自“五四”文学开始的以个性解放为根基的新诗现代化出现了停滞与倒退。但是，新诗现代化这团地火仍然隐现于当时的诗坛，如在1958至1959年新诗发展道路之争中郭沫若、何其芳、卞之琳等对“五四”以来新诗成就的维护，艾青创作的《礁石》等颇具个性色彩的诗作，穆旦在《葬歌》等诗作中展现的在新时代面前犹疑难决的知识分子形象，流沙河的《草木篇》以其对社会中某些弊病的批判和怀疑，从而在思想蕴含上达到了那个时代诗歌普遍缺乏的深度。也许最为复杂的情形发生在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上。在他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这一表面上十分激进的革命诗歌下面，潜藏着激烈的话语冲突，反映了“五四”以来对爱、个人价值和人道精神这一文学现代话语与当时所要求的革命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主流的颂歌体“伪诗”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令人目眩的地下诗歌空间，以岳重、多多、林莽、芒克等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派”的诗人们，在现代诗歌精神普遍匮乏的年代勇敢地发出了觉醒者的声音：“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多多《无题》)在“文革”时期主流诗歌的荒原上，出现了一批致力于新诗现代化的诗歌斗士。对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作者从它所具有的主体性的缺失，以及缺乏基本的文学革新意识以及问题创造意识，从而指出它与新诗现代化是偏离的，并非是像许多当代文学史所说的是一场自觉的“文艺复兴”，而是建国后“颂歌体”“战歌体”那种集体抒情的自觉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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