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与“新古典”的互补

在20世纪中期的冷战时代，台湾官方的文艺政策，也是从政治功利出发的。张道藩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①，开宗明义： "抗战后，我国文艺界起了变化，走出象牙之塔而趋向社会，趋向大众。文艺已不是有闲阶级的唯美主义者们在贫乏的内容上玩弄文字的东西，而变成了抗战的生力军。它负起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积极责任。它摆脱掉专门学者、美学家、以及超然派的文艺家们的羁绊，而跳入从事社会工作者怀抱，与抗战建国发生联系……事实证明：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文艺既成了救国武器的一环，那就与三民主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他不仅定出文艺的四条基本原则，而且在六个"不"与五个"要"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一 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二不挑拨阶级仇恨"、"三不带悲观的色彩"、"四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五不写无意义的作品"、"六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一要创造我们民族的文艺"、"二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四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五要用现实的形式"。

由于台湾当局推行强硬的"反共抗俄"路线，一方面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和审查，要求以"战斗文艺"为依归，另一方面则通过设奖收买利诱(譬如1950年成立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就以每年5月4日与11月12日两次的频繁颁奖，鼓励"使用文学和艺术技巧，提升国家意识，传达反共抗俄的主题"的作品。至1957年该委员会解散，1000多人次的作家作品获此奖金和稿费。当时一首诗的稿酬是新台币100至200元，诗和歌一奖1000元，二奖800元，三奖600元。而当时普通公务员月薪只有100-200元)^②，因此表现反共八股的诗文也成一时之盛。不过，既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依赖美国，表面上打的也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在意识形态方面充满矛盾与缝隙；也由于现代台湾文学自身的复杂性(由于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1945时期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殖民者不仅开展"皇民化运动"，极力推动包括语言在内的"日化"，并于1937年4月在学校和传媒禁用中文，台湾现代文学既受大陆新文学的影响，也受日本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少迁台的作家诗人已经习惯了三四十年代的写作和文学生产方式，因此不仅"在朝"的政治文学无法独霸天下，反把因抗战而中断的现代诗运动，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一、边缘处境中的边缘求索

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潮以三大同仁诗刊《现代诗》、 《蓝星》、 《创世纪》^③的先后创刊为起点，以"现代派"的成立为第一个高潮：这是1956年1月15日，在台北民众团体活动中心，以纪弦(1913-)为发起人，叶泥、郑愁予、罗行、杨允达、林冷、小英、季红、林亨泰、纪弦等9人为筹备委员的"现代派"集团正式成立，初次加盟者有83人，后又增至102人。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自诩，赫然打出6个"现代派的信条"，并加以"释义"：

第一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正如新兴绘画之以塞尚为鼻祖，世界新诗之出发点乃是法国的波特莱尔。象征派导源于波氏。其后一切新兴诗派无不直接间接蒙受象征派的影响，这些新兴诗派包括十九世纪的象征派、二十世纪的后期象征派、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派、新感觉派、美国的意象派,以及今日欧美各国的纯粹诗运动。总称为"现代主义"。我们有所扬弃的是它那病的、世纪末的倾向；而其健康的、进步的、向上的部分则为我们所企图发扬光大的。

“现代主义”与“新古典”的互补 共有13页,您还有12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