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研究》绪论

⑤胡锦涛：《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文艺报》2006年11月11日。

⑥雷达：《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个发言提纲》，《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第二节 茅盾文学奖的研究方法

作为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尽管从文化、制度到精神等方面牵涉着当代文学的整体变迁，以“弘扬主旋律”对当代文学进行潜在而深刻的导向，并因之成为当代社会突出的、具有风标意义的“文学-文化”现象，但茅盾文学奖研究却遭遇诸多尴尬，这既表现在对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研究还处于学理层面的断裂地带，更为基础和关键的是评论界和学术界对茅盾文学奖的审美机制、价值构成及作品解读等方面的研究，还基本依赖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忽略了其他方法的参与，尽管这种批评方法对于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存在意义、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及其变化、文学的经典意识与经典标准的设置，以及文学的认知价值等都作出了合理而深刻的阐释，由此巩固了茅盾文学奖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崇高地位。但在对茅盾文学奖研究的过程中，西方文论却“失语”了，而由传统的审美规范、话语方式及概念范畴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研究模式，如在内容上依据是否“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真)、在艺术上是否具备“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感”和浓郁诗情典型化合的史诗结构(美)，以及作者表现出怎样的价值取向(善)，等等，使方法本身硬化， 同时也使茅盾文学奖的丰富内涵与义域被强制板块化。由此，茅盾文学奖研究亟需从多个维度进行方法选择与实践。

自19世纪末以来，“现实主义”备受质疑并经历了被边缘化的多重危机，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热”中还承受“过时论”的强烈冲击，作为现实主义的典型文本，茅盾文学奖也被诸多研究者及其各类文学史所冷淡与拒绝。面对如此难题，我们该如何进行研究方法的选择？接受美学认为，任何一个文本或一种文化现象，在现实中都是一个独立自主但“有待完成”的“召唤结构”，创造主体用想象构建起对象的意义框架，但却留下巨大的、期待着“读者”与它交流互动的“空白地带”，通过读者的“二度创造”完成自身的主体化，所以，读者、情境或对象的任何“换形”，都会导致文本意义的重构与颠覆，从而也会相应地呈现作品的“复调化”，也就为研究者的学术阐释拓展了源源不断的“意义空间及其资源”。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学-文化”所包容的诸种现实矛盾、审美观念、精神冲突和文学形式等现象的聚焦点，正具备着这种阐释的深刻化和复杂化的对象功能。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为我们确定了“艺术批评的诸种坐标”，即作品、艺术家、世界与欣赏者四种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文学研究的坐标系；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则进一步把它们分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前者包括文学作品的声音、意象、象征、形式和评价等层面，后者则包括文学与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及其他艺术等层面。可以说，这些理论为我们有效地进入茅盾文学奖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艺术“通道”。就茅盾文学奖本身而言，潜在的史诗规范使获奖作品都倾心于“复杂呈现”，即审美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军事、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历史倾向”等方面的“全景情结”。巴赫金在面对“宏阔、精深、博杂”的研究对象时曾说过：“对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这种‘理解"是我作为‘我"要同作为主体的‘你"进行‘对话’。”①所以，方法不是研究者对对象的“强加”或“阉割”，而是对象自身的生产、投射和容纳，它既可能深入、广泛地为研究对象“去蔽”，让我们领略对象的丰富性的“内涵”，但也可能让对象永远无法“完整”，并使自己产生艺术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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