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研究》绪论

2006年12月27日，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上海作家协会举办的“东方讲坛”上进行城市文学讲座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最近有记者问我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等言论的看法，还有的问我对于网上流行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亡’、‘中国作家已经死亡’、‘中国评论家已经死亡’、‘中国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中国教授已经死亡’等‘十大死亡’的看法。这被称为‘垃圾论’和‘死亡论’。顾彬的话后来有所澄清，但主要意思还是清楚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我觉得下一个‘悼词性’的整体否定的结论也许比较容易，而我更欣赏的是一种分析的态度，一种能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态度。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原作，在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品性的基础上再去下结论不迟。其实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不无合理的成分和某些严酷的真实，也涉及当前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问题。”①

把这段话移植到茅盾文学奖来，我觉得也非常恰当。每届评奖所搅动的是非与争议，都使茅盾文学奖陷入舆论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对于困扰着茅盾文学奖的关键性难题却少有触及和有效解决。如茅盾文学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有什么样严肃的学术意义，研究方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创新？这些不断增加的作品能熔铸成可以概括的美学特色吗？已有的研究处在何种层面，存在着多少“黑洞”与“空缺”？

显然，它们考验着研究者的学术勇气和眼光，无疑也启开了茅盾文学奖研究的美学之门。

第一节 茅盾文学奖研究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文学的日益边缘化，它昔日的风光与辉煌已经不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文学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正在死亡”。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学依然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执著地书写着当代人的精神旅程。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

它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它在广泛的危机中还是找到了不少机遇，而不是在“炒作或“冷遇”中倒下；它在默默的耕耘中掀开了新的一页；不再为制造轰动而狂躁不宁。我们注意到，文学不太可能大起大落了，它将维持一个基数，它的显在影响或者在缩小，而潜在影响却会通过自身或者替身，越来越大。②

尽管商业策划或者市场炒作使不少的文学作品在虚假的繁荣中不断地泡沫化，但也有不少论者认为，某些文学作品会在时代的淘洗中愈来愈彰显出它的高贵与深厚的人文素质，如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茅盾文学奖甚至力图成为当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姑且不论它在纯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之间如何摇摆，仅就它的实绩、对当代文学及其历史的影响、所聚焦的文学创作之探索及其成败得失、所代表的当代文学的世界形象及其进程、对中国形象及民族灵魂的重铸所体现的担当性以及对文学制度的实践而言，都成为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甚至，它也是当代文学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窗口或者平台，通过茅盾文学奖，我们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步入冲突不断而又动荡不宁的当代文学之堂奥。从这个方面来讲，茅盾文学奖值得我们进行严肃而深刻的研究。

从文学制度来看，茅盾文学奖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的“最高文学奖”、“第一文学大奖”或“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不管这些称誉有没有“言过其实”，就其对当代社会与文学的影响而言，与其他文学奖项相比，无疑是最大的。

其实，以文学奖的方式来引导或推动文学的发展，肇始于1936年的“大公报文艺奖金”，后来，这种“形式”得到仿效或推广。在现代文学史上，较著名的文学奖还有，1945年为纪念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文艺杂志社”与“文哨月刊社”联合举办了“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活动。③新时期以来，文学奖的设置更被有意识地纳入到文学生产机制之中，如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等，它们成了茅盾文学奖的前奏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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