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的“比较-美学”

也就是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对理想主义的理解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也是要受着政治、经济、道德等各种因素之合力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变化，诺贝尔文学奖都坚守了“希望”的基本内核，如1991年获奖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所说，如果诺贝尔奖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它使人们将他的理想传播开来。由此可见，理想主义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1、它是健康、积极向上的；2、它努力摒除了政治对它的左右和影响，也可以说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3、它引导人们既敢于面对艰难的现实，也努力想象和追求美好的未来；4、它促进人性的发展，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向上。总体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凭借理想主义提升了它的格调，确定了在世界的崇高地位。

由此看来，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不过，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并与之融为一体，二者的审美距离也在不断地缩小，共鸣不断地增多，茅盾文学奖所要求的“思想性”在具体的评奖过程中，越来越进行了内涵的“扩张”，不断地容纳着人类的理想性；诺贝尔文学奖也在和不同民族的融合之中，愈来愈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传统的独立性，而且，还以此作为评奖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参考。

三、新现实主义与艺术创新

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在艺术方面的趣味与追求，也显示了别样的差异。茅盾文学奖的“条例”之“评奖标准”指出：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这种艺术的原则性反映到评奖实践之中，就是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实现。需要提出的是，这种“艺术原则”尽管如曾镇南所说“带着实现茅盾文学精神的意图”，但对于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学的“高峰走向”和“存在真相”而言，它也充分地体现了时代、读者和社会审美风尚等多种力量对文学的期待之合力，因此，尽管它的指向是非常广阔的，但核心主旨也基本地展示了现实主义的巨大魄力。

如《芙蓉镇》的“简介”是这样说的：作者把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本书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作品内涵丰富，囊括了作者二十几年来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思考与认识，浓缩进作者对乡里乡亲乡镇浓厚的爱恋情怀。《李自成》以其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卷，展现了明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和社会生活。《暗算》则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和神秘感，与此同时，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地展现。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构思独特精巧，诡异多变；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仿若一种被痛楚浸满的文字，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他的书写，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及其规则深刻地渗透了茅盾文学奖的精髓和灵魂，甚至成为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潜在“示范”，虽然也有许多作品对现实主义进行了突破，如《秦腔》、《尘埃落定》及《暗算》，从想象力、或者叙述逻辑及技巧等方面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常规”，使茅盾文学奖显示了新异的面貌和开放的生命力，但必须承认，这种“突破”是循序渐进的，欠缺颠覆的气概或者根本性的艺术变革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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