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语言的使用有时就完全是一个习惯问题,就像我们在出生地就熟练掌握某一种方言一样。一个人大量接触这个语言的时候,语言的累积训练就培养出一种新习惯,比如我们后天学习的普通话。
在诗歌写作历程中,遇到语言上的问题、障碍,是在语言自觉的过程中和有意的探索中产生的。刚开始学习写作时,我是从模仿开始入手的,读什么样的诗就受什么影响,是无意识的,而且没有所谓“影响的焦虑”。等我有所觉悟的时候,我发现诗歌语言有许多的向度,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风格,即使是同一个诗人在他的不同年龄和创作阶段也会对诗歌语言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和体悟。当然,对少数天生的诗人来说,这可能不是个选择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些年的摸索,我的诗歌语言从最初的口语写作走到了口语指向书面语的一个相对开阔的中间地带。比较形象的描述是,我需要既保持口语的鲜活性,又要有一定的生涩感,保留一些难度、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可以给我更多创造和自由发挥的余地,给自己制造一点紧张度和意外,从而保持语言的张力。换另一个说法就是:我一方面要努力保持个人的语言面貌,同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早使语言格式化和平面化。
2、
一首诗在写作之前往往并不确切地知道完成后将要达到的效果,进行中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化,除了感受事物的变故,还有来自自认为可掌控的语言本身的变化。叙述视角的选择肯定也会带动话语方式的一些位移,但具体到每位诗人还是有迹可寻的,这种变化绝不会带来诗人基本面貌根本的改变。我在写作时,不是首先注重技术,甚至“看不见”技术,如果别人在我的诗中仅仅只看出了技术,我就认为这首诗是失败的。我顽固地认为技术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身外之物。对一个自觉的写作者来说,技术的重要性,是在我们谈论的这一时刻才是重要的,才成了主角。对评论家而言,解析诗歌的技术是必须的,甚至将技术视作诗学的核心问题都可以理解。诗人眼中的技术问题和评论家眼中的有时候是两码事。诗人的一揽子问题不能在技术那儿得到最终的圆满解决,这不同于造原子弹或航天飞船,一些关键技术突破了就会大功告成。我不赞同技术至上,诗人真正的技术在原则上应当只是一次性的,不可能在每一首诗中都可以通吃。
3、
语言的生成、发展、成熟有它的自然规律,诗人和语言的关系是既紧张又和谐的,诗人可以引领语言,使得表述更趋清晰、准确、客观、完备等等。单纯强调诗人对语言的整合力有时会造成误解。因为整合有模仿、综合、集成、寄生性的多重意思,这也是语言创造力从成熟走向衰退的一种表现。语言的光芒有时恰好在于它内部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语言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就像问民歌手,是谁在给你们的嗓子定调一样,诗人有时又是陌生和神秘的声音的客人。
4、
诗歌常常表达的是一种瞬间的“真理”。与此同时,一个完全独立的想像又是没有生命力的,就像你骑上了一只五条腿的马,难以驾驭。想像要和直接当下的世界发生关系。无论你是直截了当地去表现转弯抹角,还是转弯抹角去表现直截了当,都是在彰显语言的生发性和歧义性带给诗人创造的无穷乐趣。诗人要使语言更具原生性和可塑性,展示丰富神奇的魅力,使之更具张力。这是语言对诗人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语言决定了一个诗人就是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