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非女诗人秘事

其二，一些男性批评家将小安被八十年代诗坛忽视的原因，归结为因为小安的诗歌不在“女性诗歌”的写作行列中，没有象“普拉斯”那样写作。“作为‘非非’诗歌流派里唯一有成就的女诗人，其诗歌恰恰归避了这些关于女性性别意识的概念”，（注2）我更不能同意。我一直在想，将“普拉斯的诗歌”“自白派”，等同于“女性诗歌”，将“女性诗歌”等同于一个流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诗歌批评中最大的误读。普拉斯—自白派—女性诗歌—性反抗，这个流行了二十多年的简单模式，是批评界对女性诗歌最偷懒最简便的一个解读方法。因为很多批评家并未真正去了解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写作要领，而是望文生义地去肢解女性诗歌。要知道，“自白派”的首领人物是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普拉斯只是“自白派”其中一员。而八十年代中期，普拉斯的写作影响了许多中国诗人，包括男诗人。其中柏桦和多多都曾表示深受其影响。“死亡意识”和恋父情结，这只是普拉斯诗歌中的一部份元素。普拉斯诗歌中的表达方式，情感强度和抒情节奏，这才是他们受其影响的缘由。而女性诗歌，是指诗作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自身独特体验的作品。女性诗歌中的差异，只是表达形式和风格上的不同。所以，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的写作，虽未强调、但也从未回避过女性意识和女性性别主题，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在诗中有充足表现，而不是试图“超越性别”。“女书诗社”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倾向。就象杨萍说的一样：“作为女诗人，小安和刘涛也许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观念写作”。她们的写作响应的是自已的心声，同时也是作为女性的心声。诚然，她们是非非成员，且从中得到某种归属感。除此之外，她们是自已。

在我看来，就象何小竹所说：如同“非非”的诗歌因受“非非”理论的张扬和时代认识的局限而被忽略一样，正是作为“非非家属”的角色设定： “杨黎办非非民刊的时候，小安“奉命写诗”，创作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并得到了杨黎“还过得去”的评价，这首处女作登在了《非非》第一期上”（注3）。和女作家自已对写作的随意、超然、无所谓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非非”作为强大的男性话语场，也作为强大的集体“品牌”；其创意总监，操控人士的决策和其间的权谋争斗，这些多方面元素，遮蔽了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与遮蔽非非男诗人吉木狼格的缘由，是相同的。那就是：集体的、历史感的、强大的理论话语，遮蔽了纯粹的、自由的、个人化的文本写作。

据何小竹说：“非非流派的解体源于８９年，完成于９３年”。非非家庭的解体，也差不多在那个阶段。那也是前苏联和东德解体的时间段，众多的非非诗人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从商。在这个新时代，婚姻太容易解体，友情却不会：“‘非非’的三位女诗人小安、刘涛、杨萍保持着联系，她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吉木狼格这样说过。对诗歌的热爱也不会：她们再次凑在一起，成立了女书诗社。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许多年之后，当小安与刘涛、杨苹出现在白夜，她们已经是如自己调侃的那样：是“前非非家属。”但是，许多前非非诗人已经不写诗了；她们却一如既往地还在写。小安一如从前那样活得随意，写得淡然；刘涛却是从以前那种紧张、杂乱、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写作状态中，舒缓和明亮起来。不知道是否因为入教带给她一种解压的作用。但是，谈起诗歌来，俩人都依旧流露出一种纯真，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态度，这已经很难在男诗人身上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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