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阅读

我今天谈的话题是“诗人的阅读”。我听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我在各位面前谈读书，真是有点不知好歹的味道。好在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在“阅读”前面加了个限定词“诗人”，诗人是我的本分，而“阅读”对诗人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话题。

我现在在家里呆着，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比工作时要忙。朋友们问我在忙什么，我往往答不上来。天天忙着写诗，这不太正常，诗也不是件闭门造车的事情；我就说我在读书，读书是件可以关上门来一个人做的事情。但读了些什么？我还是答不上来。我读了很多，但一点也不系统，往往是由一本书读开去，越读越不着边际，能从《诗经》读到王阳明，又从海德格尔读回柏拉图。有些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些纯粹是误读。我把自己的读书经历讲给一些学者朋友听，他们往往哈哈大笑，说我不愧是野路子出身。我也不脸红。

我为什么热爱读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无知，贫乏。小时候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根本就没书可读。八十年代在山东乡下，我能够看到的书籍基本就是毛选、鲁迅杂文、赤脚医生手册等等。我曾经跟一位乡村秀才借过一本《红楼梦》，准确说不能算是一本，应该说是一堆，因为那套书全部散页了，没头没尾，我蹲在树底下读，绝对是风吹哪页读哪页；我在一个姑姑家的谷仓里发现过一本《西沙儿女》，在生产队长的家里看到过一本《白发魔女传》。这基本上是我中学之前的阅读史。读了中学之后，阅读行为被称为“读课外书”，这在学校教育的规定里被明令禁止，老师看到要没收。我读了很多应付考试的东西。这段时间的阅读压抑史说起来令人发指，但现实情况就是这样，中学教育类似于科举。

拉康说欲望出自匮乏，因为有这样一段压抑史，等到读大学时，阅读的饥饿感就会非常强烈。我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作者是周国平。这并不是个好开头，它鼓荡起了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变得浮躁不堪。然后便是一些台湾现代诗选之类的东西。我每次从老辅仁大学那阴暗的小图书馆里借来的总是一大摞哲学、文学理论、艺术批评的书。借来的书，往往翻一翻的多，真正读的少，做秀的成分很大，这为我日后的读书生活培养下了一个坏习惯。

记得1991年春天，我在教室里读一本有关比较文学理论的书，王向远博士（我们的年级主任）突然走了进去，他拿起我的书，说，噢，比较文学，大一就读这个，不得了。那时候我们还没开外国文学课，我觉得王老师的语气像讽刺。后来，我的兴趣开始转向写作，各类文学杂志成为我的必读书目，逃课似乎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大二开了一门《马列文论》课，李春青老师给我们讲。他讲得很投入，什么《致敏·考茨基》，什么《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我看来，它们是那么老迈，那么可笑，李老师那时候胖胖的，留着一撮小胡子，我就把他假想成老迈的费尔巴哈。谁知道呢，反正那时候读书，一定要最新的，最前沿的，而所谓的基础课、作品选读，都被我无知地排斥了。大四时，任洪渊教授开了诗学讲座，这是我最爱听的课，虽然有些未必真的听懂了。有一次在主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他激动地对我说，后现代后现代，德里达，福柯，你读过他们几本书？读书一定要系统、全面，不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说得我脸一阵子发红。

大学毕业时，我作了一篇当代文学的论文（当然这也是最容易投机的），在那篇文章里，我几乎将四年来所学到的所有新名词都用上了，我自鸣得意，交给了指导教师刘锡庆先生。过了几日，刘先生只字未提论文的事，只是说：你可以毕业了。顿时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向我袭来，因为我想得到的是表扬。现在想来，这想法是多么可笑，刘先生没有批评我，可能是看我还算聪明，而我身上的浮躁气，在他看来也许已是不可救药了。几年后我因公干去采访刘先生，又重提了毕业论文的事，我对他说：您还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呢。刘先生一愣，说，是吗？看来，他对此早已了无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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