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非朗诵时代

其实，中国诗歌早已进入一个非朗诵时代。自从那场颠覆性的诗学变革，将适于吟唱的律绝词调驱逐出历史的舞台，中国诗歌就开始变得“喑哑无声”了。在此，“诗歌的非朗诵”意味着，诗歌不宜、不能也无法用来朗诵。而取代了那种整饬的律绝的新体诗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朗诵的难以实施。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辈诗人朱自清曾经准确地指出了汉语新诗之难以诵读的原因：“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除此以外，“新的词汇，句式和隐喻，以及不熟练的朗读的技术，都是可能的原因”（《朗读与诗》）。

几乎与白话新诗的诞生同步，就有一股反驳的力量试图改变这种“喑哑无声”的局面，这股力量的细流一直绵延到今天。赵元任、陆志韦、李思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庚、饶孟侃、刘梦苇、孙大雨、叶公超、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王力、郑敏等等，一代一代诗人和理论家汇入这股反驳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重建某种诗律，使汉语新诗获得音韵的美感，诸如陆志韦的“节奏不是可怕的罪恶”、闻一多的“三美”说、林庚的“半逗律”，及至当代诗人郑敏的“音调的设计”，均堪称富于建设意义的方案。同时，还有大批直接探求新诗诵读之可能性的实践者，前仆后继，代代不已。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克服语言（现代汉语）的某种先天限制，最终赋予新诗能够与古典诗词相媲美的声律和诗形。诵读正是检验这种努力成效的途径之一，所以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视。因此，新诗的“喑哑无声”并不能阻止种种让它发声的尝试。当然，新诗声律的获得并不必然通向朗诵，诗歌的朗诵也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其功能也不仅仅限于音韵、声律的检验，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时，又有一种关于诗歌朗诵的“高论”，是来自当代诗人于坚的“诗歌无声”说，他强制性地一笔勾销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全部意义：“朗诵是这种活动，我经常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某人在一秒钟之前还是个正常人，当他一开口，他忽然疯掉，神经质地手舞足蹈……惨不忍睹。如果诗歌是自然的，那么朗诵就是做作，哗众取宠是必然的，朗诵，就是对诗歌的很不高明的谋杀”。不能不说，于坚这番滔滔不绝貌似雄辩有力的宏论，实则是一段充满偏见和误解的喃喃自语。

当于坚声称，“麦克风的方向是普通话的方向”，“麦克风是一种技术，但这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歪曲诗歌”，“把朗诵强加给诗歌其实是使它单调”，“一些诗人意识到朗诵的危险，其实那是一个诗歌的断头台，诗歌一旦配上那样的声音……那诗歌就成为声音的裹尸布下面的尸体”，“诗歌如果无效的话，可以通过朗诵来拯救”，云云，他显然把对于朗诵的认识固定化、本质化了，将朗诵所可能具有的丰富形态单一化了。他强加给朗诵如许标签：“标准”、“洪亮”、“普通话”。事实上，有各式各样的朗诵，如同有各式各样的写作，一个人的朗诵不能替代、覆盖其他人的朗诵。这里并不否认，在现实中常常会遇到某种“做作”的、表情和姿势极度夸张的朗诵，但那些败坏胃口的朗诵并不代表朗诵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取消所有的朗诵。此外，将诗歌缩减为一种“无声”是于坚自己的发明。如前所述，即使在被认为是“喑哑无声”的现代新诗那里，诗歌也并非完全是“无声”的。

于坚要求取消朗诵的论谈，表明他的理论思维是犬儒主义的，这些言谈延续了他一贯的独断论姿势。譬如他在《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一文中，十分武断地把中国当代诗歌从语言上区分为两种向度：普通话（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认为“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这种武断的判定，把一个鲜活的历史命题抽象成一种绝对的结论，其人为制造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决然对立，实际上消解了他所推崇的口语写作本身的活力。同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于坚的议论大多缺少历史事实和理论依据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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