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泉水清——从诗经到汉魏南北朝(读诗札记之一)
从《诗经》到汉魏六朝的一段时期,是中国诗歌的形成期和上升期,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内有很长的时间中国仍处于分裂状态,各方势力冲突不断,战祸频仍,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同时,思想的禁锢还没有形成,人们的情思依然热烈而活跃,无论男女都对生活充满深情而无畏的向往,他们敢爱,敢死,敢笑,也敢哭。在中国大陆这个广大的舞台上,他们的演出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这里既有“尾生与女子期于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的信,府吏不忍与妻长别离而“自挂东南枝”的情,侠士“壮士一去不复还”的义,为政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仁,也有隐士“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贞……这些激情的冲动,这些从生命的深处喷涌出来的热烈的情思,都是后世的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从文学本身来说,诗歌仍然处于一种原生的状态,还没有成为一种职业的、狭隘的技能。后世种种关于诗歌的规范还没有形成,还没有人为的障碍分割诗歌和生活的血肉联系。它是从人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耕者留下了他们的和平之歌,巫者留下了他们的祝祷,有情者留下了他们的深情,有力者留下了他们的气概,哲人留下了他的预言,侠士留下了他的壮烈,失败者留下了他对命运的浩叹,胜利者留下了他的得意……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诗歌最完美地体现了一种原始而活跃的生命力,具有后世诗歌很难企及的直击人心的感人力量。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的时代。《诗经》的四言是发明,《楚辞》的抒情长句是发明,汉乐府杂言是发明,从杂言到五言古诗是发明,从五言古诗到曹丕的七言是发明,沈约的声律也是发明;《诗经》对周遭事物的咏叹是发明,《楚辞》的美人香草是发明,古诗对人生的沉吟悲歌是发明,陶渊明的田园是发明,谢灵运、谢朓的山水也是发明。某种程度上,旧诗的各种可能性差不多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揭示。相比之下,唐诗更像是一个完善的过程,它完成了前一时期已经揭示的各种可能性,但并没有发现太多的新的可能。我以为,从《诗经》的《蒹葭》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到南朝民歌《西洲曲》再到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具体而微地展示了中国诗歌这样一个从发明、扩大再到完善的演变过程。从诗情来说,这四首诗都是缠绵悱恻、余韵悠长,可谓同臻于极。从主题来说,四首诗却显示出一个逐渐发扬的过程。这四首诗都表现着一个距离的意识。在《蒹葭》中,尽管有水的阻隔,这个距离还不是不可逾越的,追求的对象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所以,虽然“道阻且长”,伊人却是“宛在水中央”,正是招手可及,诗人的追求还大有盼头。到《迢迢牵牛星》,这个距离的空间开始伸展到天上去了,虽说也还是“盈盈一水间”,却是“脉脉不得语”,诗中的情绪已经染上了很强的悲剧情调。《西洲曲》的空间距离同样是对《蒹葭》的放大。“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虽然都是因为水的阻隔,这回却已是“楼高望不见”了。更重要的是,《西洲曲》中的这个距离还掺合进了时间的因素,它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这是诗与时间的对话,也是诗与空间的对话。昔日的情人即使能够重新执手,时间也已经在他们之间造成了新的阻隔,使他们难以回到共同的过去。这个距离同样邈若山河,而且永远无法消弭,不但无法消弭,而且只会越来越远。正是“宽阔的时间之河,冲开了我们”。“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这个境界何等辽阔,这个情绪又何等深沉!这诗真可以担负起天下所有有情人的思念。而在《春江花月夜》中,这个时空的距离感更是得到了双倍的放大,升华成为一种闻一多所说的“夐绝的宇宙意识”。这里,距离成了一个具有永恒性质的存在事实。“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些华美的诗句把这个关于距离的意识推向了诗歌的顶峰。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里那个使千古英雄气短的悲怆主题,“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这里早已用一种圆润优美的方式道破了,只是它还保留着《蒹葭》中那个缠绵的情绪,还没有打破古诗中那个从容的态度,《西洲曲》中那个美好的向往也还依然圆转地回响在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