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作为一种自我修正之道，或：对常识的坚守总是很难的

关于“诗歌与时代”的廉价论说仍然在继续，这种论调似乎具有先天的优势和道德优越感，如对底层、草根、打工阶层的关注，对所谓“小文人诗歌”的道德训诫等等，但无论其如何变换花样，都只是呈现了当代汉语诗人贫乏、幼稚的一面，不能持守，永远一惊一乍，被那个叫做“时代”的庞然大物追得屁滚尿流。

用“诗歌的时代性”为“先锋”张本，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在这个生活节奏急遽变化、人物身份迅速转换的时代，诗人们已被冲击得茫然失措，“时代在那样，而我们却这样，”插不上嘴的痛苦让诗人们的自尊受到不小的伤害，仿佛整个诗坛都笼罩在对时代急遽变迁的焦虑之中。对“小文人诗歌”的批判貌似正确，因为它预设了一个正确的前提：“小文人”。在伟大的时代和诗歌面前，“小文人”自然无法抵御，他只能未经审判便败下阵来。但这样一种预先设置的“敌人”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可批判的价值。试想，对一个假象的敌人进行道德审判，到底是“敌人”的疯狂还是批判者的无知？这里并非在为诗人们的苟且辩护，“小文人”永远存在，不只是在今天。它甚至可说是汉语诗歌传统的一个基础。说“小文人”在当下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基于对当代汉语诗歌的一个基本判断——它还没有“堕落”至此。在今天，还没到那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程度，文字上的切己及物是一个基本面。所谓的“把玩”心态，“自恋”心理，它有存在的权力，也有其必要的价值。用诗歌自慰一下，以拯救自己“颇不宁静的心”，有何不可？需要拉上审判台吗？

在我看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论调即使说是出于真诚的，也只是一种自我感动，是进入“无物之阵”后的迷惘。“自我感动”是外向型心态的最好表现，“自我感动”是没有“自我”的，他的“自我”基于对外界的观感、认识、刺激；“自我感动”出于对“自我”的廉价同情而对他人出言不逊，在指点江山的“干瘾”中体会“寡人”的虚假快感。“自我感动”者不知耻，他意在寻找一种“被爱”的感觉，这是一种自恋与自我撒娇的综合症。而“自我感动”者的“迷惘”则来自对“无物之阵”的茫然无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真实的敌人，他与风车为敌，他无力为自己塑造一个庞大的敌人。在“时代”面前，一个无力为敌的人是不足训的，更为可怕的是，它还很可能成为那个真实敌人的同谋。从历史的最终结果来看，一切关于诗歌的道德说教都可能演变成一种“时代”的虚假粉饰或同谋。在“时代”面前，要提醒自己的言说不可陷入轻薄，而这已被几代诗人所证实。

作为一个“时代的同谋者”，他便连道德训诫的权力都失去了。顾炎武说，“人不要脸，百事可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法可治。”口口声声“底层”、“时代”……的诗人们，有多少人是“无所不取”“百事可为”者啊！托尔斯泰被视为“世界的良心”，在我看来，他首先是解决掉自己，放弃可放弃的一切，包括权位、利益；当他像野兽一样病死在出逃之地时，他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的“追寻”。我们现在很多诗人，有“坐稳了奴隶”的人，也有时代的食利者和同谋者，当你面对所谓的“底层”言说布道时，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你能否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饭碗在社会的变动中摇落？在这些事实面前，再伟大的论调最后都难免虚假的命运，最终还是要看个人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

萨特号召诗人们“介入”时代，他甚至说，有朝一日，笔杆子被搁置，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来。但“介入”的前提是“存在”，也就是说，人必须要创造自己，“人只能，也只应该生存于自我之中”。他强调“行动”，行动就是选择，选择则意味着责任。我们现在很多诗人，其实是没有“存在感”的，没有“自我”意识的，是生而为奴而不自知的，是刚刚刚坐稳了奴隶的位置的，这样的人，不配言“时代”这样的大话题。他希望通过揭示“底层”的真相来揭示时代的惨烈和悲苦，而“底层”无所不在，甚至包括他自己；他希望增强自己的声调以便对更多的公众讲话，而公众是草；他希望通过合法的出版来寻找更多的读者，而这“合法的出版”本身就不合法！……在这个荒诞、耻辱日渐繁荣的时代，有必要为出于道德劣势的“小文人”一辩。在时代的大合唱里，小文人至少是关注自我的，他自弹自唱，自怨自艾，他是小，但他至少不作恶，不轻薄。他“为艺术而艺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他至少还明白诗歌是一种语言的创造，他的常识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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