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第一节 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元稹的诗歌创作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 “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唐音癸签》卷六）这些批评，正好反证了杜甫在打破精雅的古典诗歌传统，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烈的回响。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说得更为具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妪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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