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一个时代的病案

收录时间：2006-2-14 来源：中国作家网作者：张柠 ★★★☆☆ 热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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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头颅的流亡

流亡，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文化主题。在那个被恐惧的阴影笼罩的世纪里，流亡者汇聚成一个庞大的队伍，其中有托洛茨基、梅烈日科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有马尔库塞、本雅明，还有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布罗斯基、昆德拉、拉什迪……流亡者试图用自己的脚，重新丈量地缘政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边界。面对过去的土地，他们高昂起头颅，踏着暴乱的脚步拂袖而去，让无法流亡的人惊羡不已。

正是这一颗颗装满奇思异想的沉重的头颅，使他们区别于福科所描述的“愚人船”上的流放者。 “愚人船”上的人，这个处于生存边缘的、挣扎在底层的庞大群体，是被各种权力放逐的群体。除了长满麻风的躯体和双脚，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唯有低下卑微的头，在别人为他们所规定的道路上踽踽前行。

19世纪流亡者的形象是清晰的，他们是一群受难者、苦行僧。阿廖沙•卡拉玛佐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日瓦戈医生是他在20世纪的替身）。阿廖沙的流亡之路是逆向的。他离开修道院，向人们避之不及的土地“逃亡”。就在他流着眼泪亲吻那片肮脏的土地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双脚的意义。而20世纪的流亡主题，则因头颅的超常发育而发生了改变。一种“头颅流亡学”，像病毒一样四处蔓延。渐渐地，流亡者闲置的双脚扛到了肩上，硕大的头颅在异国他乡四处流窜，嘴里还在吹着真理和自由的呼哨。

双脚苦行与精神放逐，是两个世纪流亡者的根本差别。尽管20世纪流亡者与真理和自由的关系十分暧昧，但它依然成了举世瞩目的对象。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游移不定的目光，最终停在了高行健的头上。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公众神话效应，迫使我们去关注高行健的作品，以及与它相关的精神症候和语义秘密。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台北联经2000年10月版），自然就成了那些症候和秘密的主要容器。

高行健借叙事者的口吻说，《一个人的圣经》是一本“逃亡书”，是他自己的“圣经”，他是他自己的上帝和使徒（第204页）。逃亡，是高行健的一个关键词。《灵山》也是一部逃亡之书。

流亡者无疑是被一种恐惧所驱使。巨大的恐惧来自现实生活和政治事件，来自阴谋、谎言、欺骗、伤害。拒绝和逃亡是一种个体的真实而自然的心理反应。但是，当文学艺术重述这种流亡经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语言里比多”，由个人欲望转向了公众欲望，唆使人们与欲望的敌人争斗。弗洛伊德称此为“升华”。因此，高行健那段刺激着我好奇心的表白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关注：第一，“逃亡书”中有没有供我参考的逃亡线路？第二，这部个人的“圣经”中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惊奇地发现，这部小说中的逃亡线路，是从一个女人（玛格丽特）身上开始，在另一个女人（茜尔薇）身上结束。这部“圣经”的关键词，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鄙弃和拒绝，对瞬间的快乐和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古老的《圣经》已经被改写了。通往耶路撒冷的路变成了通往肉体迷宫的路；博爱原则变成了快乐原则。高行健在自己的“圣经”中，试图用肉体迷宫的瞬间性取代《圣经》的“末世论”，用爱欲和自恋取代博爱和自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