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好的文学对每个生命都充满体恤

核心提示：

4月11日下午，《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施战军在广州大学城，举行了一场名为“人文之心与文学之魅”的讲座，与在场师生分享了他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多年来对文学的思考和体悟。

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批评家，施战军与文学批评最早接触源于大学时代阅读古代文学批评史，在转向现代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九叶诗人唐湜和京派作家李健吾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那时他开始意识到一个好的批评家对于整个文坛风习的益处，他说，批评家犹如一个摆渡者，挑出作家作品中的木秀于林者，将他们摆渡到文学史的彼岸。

从事文学研究多年，施战军一直在思考：文学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被文学吸引？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文学和历史、时代有什么关系？而近年来，对于这些问题，他觉得自己的思路正日渐清晰。

讲座当中，施战军指出，无论现今的文学题材如何类型化，文学写的始终是人本身。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带有人文趣味的，有一个终极的指向，就有要包含对人的“体恤”。文学是人文的，它不仅需要朝前看，还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向后看，寻找历史前进中某些“掉下来的好东西”。施战军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主义大大挤压了人文主义的空间，人们“身上只有科学的视角，心中没有存下人文的自觉”，这种倾向也为当前文艺创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因此，他倡导听众们对“崇拜向前”、“一切可知”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与反思，在心中保留一份人文主义者对世界的敬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重申，探索人类“何以如此”以及“何以为爱”这两大命题，仍然是当今文学艺术所要秉承的第一要义。

谈人文与科学

今天我们对人文的认识变弱了

南方日报：您在讲座里探讨了“人文之心”与“文学之魅”的关系，而在今天，人们可能更习惯于将“人文”一词与“科学”相提并论，作为一名文艺批评家，在您看来，“人文”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与“科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施战军：用最通俗的话说“人文主义”，其实就是要探究人之为人的意义，而且要探究人与其他存在的联系，在联系中确定人的位置。文学有时候不会具体地告诉你怎么生活，就像路遥的《人生》没有办法做人生教科书，但是小说的意义确实非常大，它告诉你人生可能就是一个无尽的循环过程，每次都是借此历史循环的力量往上推进，而科学是始终往前看的。

南方日报：您强调要对科学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反思，在今天重谈人文主义，和五四时期鲁迅等前辈倡导的“立人”思想相比，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施战军：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理论上的渊源也有过。上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文化史上曾经有关于学衡派的论争。五四时的主流思想是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候我们对于科学的崇拜几乎是一种概念崇拜，只要是科学就代表正确，到今天我们也依然是，一说什么正确就说它是科学的论断，科学表示绝对正确，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认真分析科学这个词是什么。科学成为一种绝对、不可撼动、唯一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五四时就给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毛病，而人文被搁置在一边。

在以科学为宗的思想下，我们的历史观也容易出现问题。那时社会流行的历史观是线性的，认为往前越来越好，极大丰富，生活永远是前面是最美好、最牛的，一切都是向前的崇拜，往前走就要无尽地掠夺，将所有的资源据为己有这样才能发展，最后反而是“人”找不到了。而文学是人文的，甚至有时候要停下来往后看，寻找历史前进中“掉下来的好东西”。中国作家当中有两个特别聪明，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老舍。沈从文就是一个“站着不走”的人，老舍的观点比沈从文还朴素，他认为自己所有创作的价值，体现在呈现老百姓的生活。因为他们保持了“向回看”的能力，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作家。

施战军：好的文学对每个生命都充满体恤 共有4页,您还有3页没有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