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韩流背后力量：体现日新又日新的韩国精神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认为：“专制制度下，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府的监督中，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言行循规蹈矩，听话就是美德，一点创新都不敢有，这个国家所以也根本不会有创造力。”秘书长金惠俊先生认为：“军政府嘴上说要繁荣文化产业，但骨子里希望人民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才好，所以不会给文化工作者思考和表现的自由。” 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韩国影视作品包括小说不是歌颂军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爱情题材。

对于这段历史韩国人记忆犹新，它的终结是韩国人民不懈抗争的结果。在韩国考察期间，我对于韩国人的“急性子”，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也许是爱吃狗肉和高丽参的原因，精力分外旺盛，一天能安排七八项内容，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连轴转，这对于考察团里一些中国人来说简直成了折磨，但他们却觉得习以为常。

这种急性子也体现在推动社会进步上，在中国的语境下，好像每个韩国人都可以用“偏激”来形容，韩国从国会议员到各行各界的领袖，都有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甚至政府官员在交流中都会主动告诉你：“我当年是记者，在光州事件之后被政府勒令从报社开除。” 另一个就说：“光州事件中我被政府称作暴徒，我还坐过牢。”那口气好像一个比一个光荣。

我在首尔期间不断看到市民上街游行的消息，而且动辄就有冲击政府的激烈行动。一次酒吧聊天，我开玩笑：“你们韩国人好像总是不满足，推翻了军政府，对新政府也不满意，选出新总统，没过两天，还是不满意。”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金良来先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这种永不满足的态度，是使韩国人成为韩国人的最重要特征。”也许正是这种精神带来了韩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就像《纽约时报》的评论，韩国“在几年中完成了通常需要几十年的社会演变过程”。

我们不用惊讶韩国的文化工作者有这样旺盛的创造力，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日新又日新”，他们提到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在香港，一个片子拍得好，就会拍续集或者重拍，但韩国人不会这样，从1999年以来韩国只有一个导演对自己的影片拍了续集。

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政策司司长柳炳赫先生的话也许可以作为本文的总结：“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韩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看法，首先政府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插手文化产业，所以我们不认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这些工作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我们相信，推翻军政府实现民主化之后，韩国人民思想更加开放，对社会参与意识增加，荣誉感和创造力也被调动起来，这是韩国文化崛起的根本动力。”

据说已经有很多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韩国来“学习如何繁荣文化产业的经验”，不知道真正的韩国经验我们能学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