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韩流背后力量：体现日新又日新的韩国精神

一个只有4000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产生了三星电子，现代汽车，LG空调这些著名品牌，虽说还不至于让中国人产生危机感，但它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别是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让不少中国人至少在感情上难于接受。

《我的野蛮女友》这样的现代题材，在中国风靡一时，只是有几个老夫子私下嘀咕，“人心不古”。而《大长今》这样的历史剧能在中国独领风骚，就让人想不通了，像中国这样有丰富历史积淀的国家怎么反而没有搞出来呢？

有香港学者就评价该剧是韩国崛起于东亚的一部政治宣言书，是韩国傲然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它的目的是要与中国争夺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解释权。与之相印证的是今年韩国端午祭被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反倒落败。

这一现象在国内激起了持续讨论。明星张国立直言，“碰巧看过一集”，“根本不感动，只觉得愤怒”，甚至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光着急没用，龙应台女士就不无揶揄地说：“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吧。”这一下子点到了让国内业者泄气的软肋。文化产业背后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心，中国文化产业如何与韩国同行一较短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年各大电视节上围绕韩国文化产业的研讨会不断，包括政府谈到如何“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都会不自觉地举到韩国的例子。国内对韩国经验的解读主要集中在韩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全面支持，大力保护，加强管理”。在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借鉴韩国经验的结果，是要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全局性、系统性的规划”。

2005年年末，我有幸受韩国亚洲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对韩国政府部门、民间组织、文艺界人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采访，求证了我对于韩流的困惑。

韩国文化保护程度逊于中国？

在很多人看来，韩国文化保护最著名的案例是电影配额制度和“光头运动”。

1998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地区副会长访问韩国文化观光部和产业资源部时提议：“只要韩国政府削减目前的银幕配额制度，美方将投资约5亿美元在韩国20个城市建立各有10个电影院。”当时，韩国政府计划接受，但韩国电影人却普遍觉得这是侮辱，集体削发抗议，最终导致提议流产。

韩国银幕配额制度的实质是在文化产品国际交流中树立贸易壁垒，以便维护本土产品的市场份额。很多中国人在这一事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比不过韩国是因为政府在保护国内市场上做得不如韩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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