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忆孙犁：他不是东摇西晃跳摇摆舞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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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作家从维熙把自己能想起来的上世纪50年代作家的名字，挨个敲进电脑，打算为他们排个队，然后从历史的角度严格筛选。
结果他无奈地发现，电脑屏幕上只剩下两个名字——沈从文和孙犁。只有他们“从人格到道义，从文学到生活，都是非常完美的”。
“此外有些作家也出了好多书，里面有一部分不能不说是政治产物，随着风气走，旗帜调转得很快。”7月12日，在三联书店举办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出版座谈会上，作家出版社的这位前社长兼总编辑这样说道。
《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由孙犁的女儿孙晓玲著，书中是一系列她回忆父亲的文字，参加座谈会的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等受过孙犁“恩泽”的文学后辈。他们大多念念不忘孙犁“特立独行的性格，自我放逐的生存方式，与热闹场绝缘的一意孤行”。
上世纪50年代，孙犁作为天津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批判作家丁玲的大会。在会上，他以有病为由保持沉默。在当时的情势下，这无疑需要胆识和勇气。“父亲平时看起来胆子很小，但在风口浪尖时却不出卖良心，决不为保全自身，对朋友落井下石，有自己做人的准则。”孙晓玲写道。
当年在延安时，毛泽东读了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荷花淀》后，在报纸边上写下，“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解放后，人们才知道，除了作品“有风格”，在为人处世上，孙犁也有自己的风格。
1949年，进了城的孙犁开始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他亲自坐着报社的大马车，把困顿在半路上的妻子和一双儿女接到天津。这件事至今为不少与会者津津乐道。而当年孙犁到北京参加文联大会时，受到大会主席的特别表扬，因为孙犁进城后不与农村的妻子离婚，成为作家中的模范。
后来，孙犁曾托《红旗谱》的作者梁斌等人为年近三十的孙晓玲介绍对象。有人介绍当时中央首长的亲戚，但孙犁听后没做考虑。只是告诉待嫁的女儿，他尤其不看重男方的经济实力，“穷不是缺点”。
对于权力和名利，孙犁似乎一向敬而远之。
孙晓玲回忆，好几次，北京文化界、戏剧界领导到天津，市里派车来接孙犁去见这些地位高、名声大的人，但孙犁都没去。时任天津市文教书记对孙犁说，“你这个人是当不了官的。”
天津市作协和文联都曾给孙犁留有位置，但他哪儿也不去，一直在《天津日报》工作，前后经历了十几位总编。孙犁曾告诉老友、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首任主席鲁藜，“我干不了这个(指天津市作协主席)。”
感佩于孙犁甘于淡泊、不追逐官场和文场，天津书画名家王学仲曾在一副对联里写道：“孙犁著作懒为官”。作家莫言也曾感慨道：“中国只有一个孙犁。他既是一个大儒，又是一位‘大隐’。按照孙犁的革命资历，他如果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大文官了；不，他后半生偏偏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
在孙犁的忘年交卫建民的记忆里，孙犁“不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参加名目繁多的活动，不接受各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的采访。”
1990年9月27日，77岁的孙犁特地写了一个“本室小启”，告诉前来的人们，自己“一、不接受采访；二、不接受摄影、录像；三、不谈小说改编”。老人还专门注明，“皆因身体关系，敬希谅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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