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关仁山访谈

长篇小说《麦河》一经出版，就引起多方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近日，记者采访了作者关仁山。

记 者：从《福镇》《天高地厚》《白纸门》到《麦河》，你的作品一直关注农村、农业、农民，关心乡村命运，注重表现几十年来农村的沧桑巨变。在创作中，你如何敏感地捕捉时代变迁中农村生活的变化？

关仁山：用小说描绘现实农村，有难度，更有挑战，因为距离太近，这不仅是时间的距离，同时也是审美的距离。可是没有办法，我喜欢接受这种冒险和挑战。现实农村的每一个变化，我都感兴趣。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农民读者来信中的一句话：“描写农民的作品，就像麦子、棒子、大米、大豆和高粱一样，不昂贵，不起眼，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普通大众最需要它。”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的文学到底还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众多农民的生活，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国事”。今天的调整和明天的政策，比如《天高地厚》写到的免交农业税，还有《麦河》写到的土地流转，其实都属于“事件”，是瞬息万变的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考察，我们就会被现象迷惑。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贴近人心，体验农民的心灵，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换个说法，我们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今天农民心理是多层次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也必然沉淀到他们的心理中去，传统农民要转变成现代农民，要经过艰难漫长的路程。农村正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大河深层，坚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变得湍急。

现实生活不好表现，作家在当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难，包括认知的困难和表现形式的困难。抛开惯性写作，寻找新的空间。说到敏感与捕捉，我没有这种特殊本事，说到底，还是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文学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如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和土地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土地问题怎样解决？有人说，搞现代农业，应该首先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可怎样解决却众说纷纭。于是，土地流转开始了，《麦河》就写了土地流转的复杂性。于是，让我们的农民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道路。

记 者：《麦河》成功塑造了瞎子白立国、曹双羊、桃儿等一批各具特色、血肉丰满的新农民群像。你如何理解农民形象的“新”？

关仁山：文学的任务是要塑造新形象，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呼唤创新的时候，还不能割裂过去。在塑造曹双羊的时候，我就说过，今天的梁生宝是什么样的？我要塑造今天的梁生宝。《麦河》出版后，有些评论家说这本书最突出的文学实绩，是塑造了现代农民形象——曹双羊。曹双羊终于从为了财富打拼天下的传统农民，蜕变为一个搏击市场的现代农民。大家还认为他是一位独具思想和艺术个性的新农民形象。曹双羊的性格和胆魄是不同凡响的。他胆大、心硬、执拗，在创办企业、开拓市场、整顿管理、联盟官商等方面，常有惊人之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老虎的屁股，球儿！”是他的口头禅。他守信、仁义、重情，在处理亲人、朋友、乡民以及家庭、商界、官场等复杂关系中，表现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真诚的品格。他对农民与土地有超常的爱，但是他农民式的从商理念同商品社会灵活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这是他遭遇失败的深层原因。但是，他就是在痛苦的阵痛中，在失败中站立起来，革命性地完成了农民人格到商业人格的转型，从而完成当代社会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挖掘和重塑。曹双羊就是这样打拼过来的，他不算农民英雄，但他是一个有缺点的能人，是另一种新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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