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批评的“奥秘”

阶级本质论才是抽象的人性论

夏 伟：《论“文学是人学”》是您最富盛名的作品，亦是您个人的一座里程碑。很多人或许像我一样，并未经历或已经淡忘了您写作的那个年代，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阶级论”或“人性论”这样的词也不再如雷贯耳，您是否愿意谈一谈这起“冲突”及其起源呢？

钱谷融：我被人知道，无非是因为我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以下简称《人学》)并受到了批判，大家可能也想了解与《人学》有关的事。其实我已经好几次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了，这里不妨再讲一讲。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许多院校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之前，我们学校、系的各级领 导也为这次会议作了许多准备，多次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他们提交论文。我一向只知道教书，不大写文章，但那时候正值“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学术气氛 也比较活跃，所以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我可以说受到了鼓舞，就在那年的2月初写了《人学》。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 来就是了。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文章一出来就会遭到如此多的批评。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成 为众矢之的，还是很难过。

夏 伟：《人学》的诞生似乎纯属偶然，但实际上，您当时一提笔就写了洋洋洒洒近4万字，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比如谈到李煜的诗词时，您写道：“诚然，在李 后主的诗词里，所写的都是他个人的哀乐，既没有为人民之意，也绝少为国家之心。亡国以后，更是充满了哀愁、感伤，充满了对旧日生活的追忆和怀恋，很少有什 么积极的意义。但是，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而且，每个人既 都必有其独特的生活遭遇，独特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又不能把他的个人的哀乐唱出来呢？假如他唱得很真挚，很动听，为什么又不能引起我们的喜爱，激起我们的同 情呢？”这都让人觉得，《人学》绝非单纯地“顺时而作”，它更像一种被压抑的激情的迸发，而这激情里则包含着对当时学界主流理论的不满。

钱谷融：压抑啊迸发啊，倒真没有这么严重，我一直很懒，没什么创作欲望，但既然答应写了，就一定写得非常真诚，也一定会很动情的。但当时也的确 对“理论家”们有些意见。我总觉得，文学是来自作家对人的观察，而批评和理论，则来自于对文学和对人的观察。但在那时候，好像事情是反过来的：理论家规定 了作家要怎样写、作品要怎样读，甚至人应该怎么想、怎么说，最后就走进了一条死路。最明显的是“阿Q的典型性问题”，用何其芳的话说，“阿Q是一个农民， 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在当时已经成为鲁迅研究最主要的困难和矛盾之一。

你说怪不怪，这个问题真有那么难解决吗？为什么农民身上就不会有或者不能有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呢？是谁做过这样的规定的？你无论从实际生活中，或者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这就是当时把典型归结为社会本质、阶级本质的观念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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