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谈《南京安魂曲》：历史书写与厚生情怀

像哈金的《等待》和《戰廢品》一樣，《南京安魂曲》（江蘇文藝出版社） 依然是憨厚的據實而述，質朴的照景而描，只是這一本長篇小說，既要活化亂世瘋狂之極的史事，還得努力遏制精神和情感的崩潰，以故事的方式完成訴求，隻能低語安魂。看到最后，才會領略它的巨力滲透在每一字句之中，存大慟，錐人心。

“本順總算開口說話了。”小說從這裡開頭。無疑，這與《百年孤獨》那個著名的開頭具有可比性。本順是一個本性老實溫順但被不幸的命運推搡著的弱小可憐的青年。他之所以說不出，定是緣於極端的驚恐﹔從受害親歷者角度來想，其中明顯不僅僅是害怕，還有對完全超出想象的情形萬般不可思議和對超出目擊承受力的慘狀的無比震驚。從蒙難一方再看，一向本分甚至懦弱的中國平民總算要開口講述屈辱史，要說出遇到和看到的真相，這不亞於金瘡迸裂，身心何堪！小說如此開篇，跟一般的刻意要提供足夠信息量的小說起頭又實在不同，平靜的一句，如濃雲翻卷雷雨將至，接著傾瀉而下的破碎記憶，它一定帶著蓄積過久過高的能量，攜著事件洶涌蒸騰的殺氣，也一定足可摧折講述者自身的精神堤壩。這一切，怎能不讓我們深深體認這從難以啟齒到說出實情的漫長心路，長嘆終於等來的這慌亂激憤的講述的艱難。

本順的傾說，是在“我”——金陵學院負責人之一的安玲——記述中完成的。由於她在戰時應受保護的中立區收容點工作的位置，雖為女性但又接近老年的歲數，作為幸存者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那句“本順總算開口說話了”，在第一部“首都淪陷”的首尾分別出現，也是安玲自身心境的一種表露。兒子的日軍軍醫身份和行善卻被抗日武裝擊斃的履歷、兒子的日本遺孀和孫子在審判場外出現，這些都是始終不能在當時向眾人開口的隱衷。因此整部小說，也正是安玲的一種自我救贖式的話語補償，“總算開口說話了”，何嘗不是安玲的自語，人物在講述和自語兩者間往復巡回，借本順所表達的，更多的是她永遠隻能悲傷無告的感喟。

在成年女人安玲的記述語調裡，言語善良率真，格調上顯出智商情商正常，有時候也耐心有限，恨愛之理分明。使得小說既納大衷曲，也容小心事，決不拿腔作調，也不刻意隱藏判斷和分析。人走到哪兒，心思就跟到哪兒。語感也就自然地有性格，可理喻。這對小說家來說似乎太容易了，可是面對文壇現狀，君不見失真拼接紙上胡來的作者還少嗎？小說的節奏由緊張開始，一步步按時間順序似有舒張，群體中一個個人的遭遇開始逐漸遞進為主人公的故事，講述者的心情決定語感的面貌，家事催迫的來臨，小說的語感也就增添了人間常情的感染力，讀來越發具有同心關切的願望。

書頁中心是金陵學院圖譜，敘事核心也在這個時有險情更有溫暖的避難所。事實上小說視野並沒有囿於校園，甚至沒有限制在南京城中。一方天地輻散這戰爭最酷烈年代的人的全景。美國人明妮、中國人安玲這類信奉《聖經》的主要人物，歷盡艱辛困苦一直良善敬業的兩個中年女性，在作品最后，一個因往狼口誤送羔羊抑郁自殺，一個由於作為受害國的出庭証人而無法正常與兒媳孫兒相認，這裡有沉悶到令人窒息的人生悖謬——人道崩頹的戰亂為堪稱偉大的善意帶來的回饋竟然是如此痛苦荒唐。

小說有兩個主題：正常之念和厚生之痛。

安玲的兒子浩文在日本娶了盈子，被征召入伍，在侵華日軍中做助理醫師。一樁婚姻就成了兒子的劫數，一家人的劫數。在這樣的情形下，兒子悄悄回家，吃飯說話逗弄孩童的情形，無比溫暖又特別令人擔憂好景不長。因為在“我們的軍隊”和自己的兒子之間，命運之悲、國族之恨和母子之情凝結了無從消炎祛痛的創傷。安玲對丈夫耀平喊：“你看不見咱們的兒子被毀了嗎？他也許再也不能成為正常人了！”戰亂就是扼殺正常生活的元凶。耀平為逃避為偽政府任職而出走，本來已經有些不正常的家庭生活變得更為慘淡。“成為正常人”，這是《南京安魂曲》縱貫的旋律，盡管這聲音是那麼嘶啞無力，在慘無人道的戰亂中，它伴著受辱的亡魂，也滲著不屈的血淚，低吼般地確証著這不死的信念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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