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
“今天几代的作家都在这儿,真是很激动。”83岁的聂华苓说,“我活过了20世纪,我从来不涉及政治,可是政治好像一直缠着我,政治真是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政治我才去了台湾,因为政治我去了美国,后来因为政治我又回来,被台湾骂成亲匪。这本书是我对于20世纪一个时代的记忆。”
7月20日,聂华苓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丁玲讲话很政治性,苏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
南方周末:1981年的 “国际写作计划”中,有两位女性作家引人瞩目,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还有中国作家丁玲,当时您见到的丁玲是什么样的?
聂华苓:1981年我们请丁玲来爱荷华。当时她患有乳腺癌,刚做过手术。之前,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我们到中国,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就提出想见丁玲,说丁玲正在医院。丁玲知道我们要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还在我家里——她说她等待这一天很久了,很高兴。去的那天我们给她买花,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花店。我们带了一篮花去医院,一见到丁玲,想到她受了那么多苦,我和安格尔都流泪了——那时候我们总是会流泪。
丁玲反而笑呵呵地说没有什么,那时她刚从“牛棚”解放出来,不需要再被隔离了。她的性格很天真,安格尔开个玩笑,她就大笑,我说一个美帝,一个共产党,都那么开心。她说有个愿望,想去看看美国。我们说好,一定要请她来。1981年她就受到邀请来到爱荷华,丁玲很好玩,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像个天真的小女孩。她之前获过斯大林文学奖,应该去过莫斯科,不过没有去过西方,西方世界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她住在“五月花”公寓,离我们家很近,没事的时候她跟陈明散步过来。她跟安格尔之间都很友好,我做他们的翻译,丁玲是真性情人,她很少防备什么,生活中完全是放松的状态。
南方周末:通常丁玲被描述成一个举止刻板思想僵化的文艺领导者的形象,苏珊·桑塔格被称为“美国的良心”,她们都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但是显然她们的思想和立场分歧巨大,她们在爱荷华相处得好吗?
聂华苓:她们在一起就是吃饭、玩,也不讨论其他什么问题,“国际写作计划”也就是以文会友。苏珊·桑塔格和丁玲比较,因为她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苏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什么都可以谈。丁玲建国前就受到过批判,建国后她的处境本来好一些,后来“文革”中又受到打击。复出以后她可以讲话了,但是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比较起来,苏珊·桑塔格作为美国知识分子是很有思想,思考也很严谨的。
实际上桑塔格是很左派的,她也知道丁玲经历了什么,所以她对丁玲很感兴趣。不过她们的谈话并没有政治意味,在那样一个场合里,大家就是吃饭,聊天,玩儿,中国终于有作家能走出来,大家都为中国走向开放感到由衷的高兴。
跟她们在一起的还有美国诗人默温。很动人的一个情节是,丁玲见到默温的时候,我介绍他们认识,默温很年轻,也很漂亮,他对丁玲很尊敬,丁玲一见到默温就感叹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啊,默温说那是因为我正看着你,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很快乐。我说我给你们照个相吧,桑塔格和默温就站在丁玲的两边,他们两个人各自一边,紧握着丁玲的两只手,他们看上去没有一点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