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如何走近勾栏瓦舍——由施耐庵文学奖引发的思考

而陈建功初接施耐庵文学奖评委聘任的第一反应，是该奖所评作品应该具有更多的民间气息，类似金庸的作品似乎才更贴近这一奖项。但是后来细细一想：不可能按话本方式评价当代小说。“施奖的追求是对的，要在汉语文化叙事上增加其魅力，慢慢地评下来，再逐渐思考当代小说叙事中的根本问题。这样的评奖倒也为中国当代小说找出了一条出路。”陈建功直言，如果说当代诗歌面临崩溃的边缘，那么长篇小说照目前这种状况写下去也存在很大问题，比如哲理化应如何渗透在小说里。

严格按评奖要求追求汉语言文化的创新，对推进当代汉语文学的发展有好处。小说创作在汉语文学的拓展中，除了吸取西方小说、古典文学的优点，还应从民间叙述和民间语言中吸取魅力，如果长篇小说叙事没有魅力，不能叫好的小说。“施奖设立的目标，就是为长篇小说叙事打开一个窗口。”陈建功说，小说语言来源多处，有的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有的来源于外国翻译作品，有的完全来自民间，好的语言是把三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们的实践跟不上，施奖的评选，肯定一些在语言艺术探索不错的作品，也是为了表达对语言的追求，至于哪些作品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目前只能表现一种趋势。

还有一种声音以为，一个县级市办这样一个文学大奖，有哗众取宠之嫌，并质疑地方上设置一个全球奖，是否具备资格。

“一个人都可以评奖，不用说地方。设立施耐庵文学奖本身就意味着超越了地方观念。”费振钟说，仅从提名委员会的构成来看，施奖早已超越了地方性。《水浒》写作的背景和人物，以及作为话本小说最初的受众范围，可能是民间性的，但施奖不会仅仅从民间性出发，而是会超出这个概念。接下来，如果成立施耐庵文学艺术研究院，施奖无疑会在更高的文学轨道上运行。无论如何，评奖的目的不单单为满足某种特定需求，还是要服从于更高的文学理想。

我们的作家是否通过汉语语言开拓叙事空间，是否能将中国叙事和西方叙事结合起来，找到新的生长点？

丁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好的教科书，是应该能影响大众的。这才是文学功能的放大。他进一步解释，故事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性，比如《新水浒》的改编，故事性就融入了二次创作，这种二次创作的方法对小说的推进是通过影视媒介表现出来，融入了现代性观念。就小说而言，情节和细节是故事性的重要元素。

六建议：地方文学奖何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自古以来，兴化文风昌盛，在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很多大家，如施耐庵、宗臣、李鱓、郑板桥、刘熙载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涌现出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刘仁前以及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创造了文学领域的“兴化现象”。但是如果没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地方写作会受到局限；不能充分认识于地方写作的意义，写作就会缺乏支撑。如何处理地方经验，具备更开阔的视野，是兴化的写作者们应该引起重视的。而兴化籍作家特别奖的设置，以一种激励的机制，为兴化作家们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和风气。

那么，作为地方承办这样一个具有开放性视野和胸怀的奖项，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怎样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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