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我的书房是流动的

霍达：北京人，1945年出生，回族，国家一级作家，编剧。

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补天裂》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剧本代表作有《红尘》（话剧）、《鹊桥仙》（电视剧）、《我不是猎人》（电影）、《龙驹》（电影）。

小时候，家里常挂一副对联：“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几十年来，深感其是。中国人讲究“经世致用”，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然而，读了半辈子的书，却仍然不够用，写文章遇到捉摸不定的事，还要查书，不敢贸然下笔。比如，我在写《穆斯林的葬礼》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北京改名叫北平是哪一年？为了这个年份，我就查了几十本书，才得以落实，是1928年。再比如，写《补天裂》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晚清大内总管是“李莲英”还是“李连英”？为了一个草字头，又翻遍故纸堆，一直查到了李连英的墓碑碑文，终于确信没有这个草字头。这还只是最小的例子。海底捞针，苦则苦矣，但此中欣慰，局外人也难以体味。

人非生而知之。再聪明的人，如果不读书，仅凭自身的亲历亲闻，能有多少见识？常听人说某处有神童，未曾入学，便会心算加减乘除，很大的数目也能一口清。这当然很难得，但如果沾沾自喜于此，而不去接受系统的教育，成年之后也就“泯然众人矣”，那点小聪明，只能用来算算柴米油盐豆腐账，而根本不可能涉足高等数学。智商不等于智慧。智慧，至少应该包括智商和知识两个方面，而人类的知识，绝大部分还是要从书本中获得。我曾用一则谜语“考”过许多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打一当代著名演员。很遗憾，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我只好说出谜底：李默然。对方不服，还反问我：“为什么是李默然？”其实，这则谜语涉及的典故并不算生僻。李白诗兴勃勃地登黄鹤楼，却见楼上已有崔颢题诗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于是李白感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胸中的诗意已被崔颢说尽，这位姓李的大诗人“默然”了，谜底谜面扣得严丝合缝。但是，如果您压根儿没读过崔颢的《黄鹤楼》，也没听说过李白登楼的典故，上哪儿猜去？猜它八十年也猜不出来！

“学而后知不足”“开卷有益”，这是我们自幼接受的信条。不过，近年来我也遇到相反方向的烦恼。从报刊广告中得知新出版的某某书好得不得了，待拿到手里（赠阅的或购进的），充满期待地先睹为快，却大失所望，只好丢进废纸堆。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辛弃疾所说：“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诗人的牢骚语，固然不必字字当真，“全无是处”倒未必，只说“古人书”也有失片面，今人书又如何呢？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印刷、出版行业远没有现在发达，他也没有见到如今这么多“金玉其外，破絮其中”的文化垃圾，不然，当会又有说词的。面对书房里堆积如山的旧书，以及源源不断涌来的新书，我在想，人生这么短暂，书是读不完的，只能有所选择地读。选择的标准就是有用，无论是资料性的实用价值，哲理性的启迪价值，艺术性的欣赏价值还是娱悦性的消遣价值，总之要有一点用的才留下来，沙里淘金，其余一概扔掉。我不是版本收藏家，只读有用的书。开卷未必有益，要懂得选择，懂得舍弃。一部电影，如果头十分钟不能吸引你，就不愿看了；同样，一本书，如果头十页毫无趣味，也就不必看了。无用的书，扔掉毫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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