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别人说我有“老人缘”

在刚刚结束的2006年全国图书定货会上，李辉与大象出版社十年精诚合作，联手打造的一系列李辉创作、主编的，以现当代文艺界大家为对象、记录近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图书，如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历经十年磨砺，已成为一种响当当的文化品牌。虽然多数不大可能成为畅销书，没有好的经济效益，但它们在记录着历史、传承着文化，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而受到业内专家学者一致称道：如果有更多像李辉这样有建树的文化人能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出版工作中来，相信我们的出版事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记者：把这么多的现当代著名文人学者收集起来，避免文化财富流失，对你肃然起敬。到目前为止一共涉及多少人物？做了多少年了？

李辉：和大象出版社的合作差不多有十年了。五套丛书已出版近90种，有回忆录、画传、随笔、日记、书信，共涉及文学、艺术、新闻、教育、政治等领域的一百多位人物。不同的体裁，可以从不同侧面展现文化人物的精神面貌、文化成就和人格命运，而相互之间也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记者：这类书不比畅销书，且费时费事，没有好的发行量就带不来经济效益，是什么力量支撑你一做就是十年？

李辉：其实畅销是每个作者和编者都希望有的事情。但怎么可以每个人、每次都赶上呢？要看运气，强求不得。从总体看，这些书大致还能持平。至于能否发行得更理想，要看发行和读者的选择了。从上大学以来，选择的研究方向、兴趣没有太大改变，这一点，往不好的说，没出息，惰性太强，不能与时俱进，赶时髦；往好的说，有定力，不为外界变化而改变初衷。我总觉得，文化是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是大卖场，大嗓门吆喝就行的事，忽悠不得，得有扎扎实实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记者：不追逐时尚、甘于寂寞、埋头整理历史的敬业精神才让我们的书架上摆上了真真可以收藏的好书，可现在这样的学者太少了。你觉得你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

李辉：当然得到的多。在策划、主编这些书的过程中，与那么多文化老人亲密接触，得到那么多名人后代的支持，这本身就是我走进历史的最好方式。阅读、整理、校勘，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可以更深地理解远去的时代。

记者：你和大象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这么多种书了，“一个人和一个出版社”的现象引起关注。我也听到一些不少著名出版人对这种现象的支持和称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肯这样做的出版社似乎不多，那大象出版社图什么？

李辉：十年前，大象出版社的前任社长周常林先生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谈到读我的作品的想法，我很感动。初次见面，我们就一见如故，愉快地开始了合作。后来，他退休了，接任他的李亚娜社长和耿相新总编，仍与我有愉快的合作。我们在一起，有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大象社是教育出版社，有一定经济实力，他们在出版中国科技史、海外汉学、考古等方面的图书，一直有系统构想。我想，他们身上有真正出版家的魄力和文化理想，目前这在出版界非常难得。文化追求不一定完全就没有市场，我相信，如果在发行方面摸索新的思路和方式，这些文化类型的图书，还是可以有更好的效益。

记者：像冯亦代早年的日记、赵丹狱中自述、吴祖光的日记、黄裳的书信，这些资料都极其珍贵，为什么他们或他们的家属肯把这些资料都全部交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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