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我们之间有了感情。
柯岩回忆艰难岁月:
一张充满爱的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贺敬之被揪出来后,立即被关进了“牛棚”。
那时候,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有的人选择了离婚。
我没有这种考虑也不可能这样选择。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我当时就认为这样对他不公正。
于是,我不顾造反派的阻挠,一手提着糨糊,一手领着女儿,在文联大楼贴出了贺敬之的“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当他与癌症相遇
1989年,在他退了两年之后,又被重新派上工作岗位。这时处境更为复杂、微妙,工作远不是他所能胜任的,几次上书中央请辞,都没批准。1991年,发现他得了肺癌,他再次向中央报告求退,1992年初,中央批准了。
这回可以安下心来好好治疗了。医生建议他动手术,可是我的癌症朋友都不同意,认为保守治疗较适合他。我把朋友们的意见告诉他,说我也是这个意见。
老贺没多说,紧紧地拉住了我的手,然后我们拉着手回了家。我们平时不是卿卿我我的那种人,在一起总是谈工作、谈人生、谈写作、谈党和国家的大事,可那次,我们之间的那种默契、那种一生相守的柔情,一下子攫住了彼此,觉得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10多年了,他的癌症已不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我们一直为我的那个决定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