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谈《血朝廷》：故宫是我毕生的写作资源

祝勇 《血朝廷》，祝勇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29.80元

完成《血朝廷》的同时，作家祝勇大概也预料到自己有可能面对的争议。因为他完全明白自己的作品，虽然故宫的大框架、大环境都真实无误，却不是一部纯写实的作品，不是一部“趴”在地上的作品。

“我是想让作品飞起来。”祝勇说，他不能跟在史实后面亦步亦趋。这或许将是争议最大的方面。虚构的部分，如珍妃死于自杀、李鸿章与革命党的秘密会见、光绪替身的出现等，他也找了史料依据，如《庚子国变记》、《宫女谈往录》、《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史实本就众说纷纭，各执一辞，但他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的书中，展现了历史的某种可能性。“中国的历史小说写得太实了，所以无法出现像聚斯金德《香水》那样不朽的作品。”

在《血朝廷》中，历史被推为远景，人被推向前台。梦想、撕裂、彷徨、决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合理的。祝勇常常提到古斯塔夫·勒庞的一句话：他们“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

读书报：这本书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写，属于“命题作文”吗？

祝勇：没有人给我命题，写这部小说的念头，已经在我的心里埋伏了好多年了。之所以有这个冲动，是因为清末那段历史太曲折，人性的纵深感也强，以往的作品，比如电视剧《走向共和》等，专注于大历史，忽略了人；《苍穹之昴》虽对人性有所关注，但流于肤浅了。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没有了人，历史就会变得空洞。清末那段历史，把人压缩到一个很扁的空间内，“那些平时依序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一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使我们有了绝佳的机会来观察人性——极端状态下的人性。有时候，人的本性，在正常状态下很难体现出来，只有极端状态下，才得以暴露。

如果一定要说有人命题，那是时间在命题。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是中国封建王朝走向末路的一百年，是中国开启了现代民主之路的一百年，作为一个写作者（尽管我算不上什么学者），自然会带着一种特殊的眼光回望那段历史，何况我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敏感的写作者，有着强大的言说冲动。辛亥百年，算是一个机缘。这个历史与现实的一个衔接点，让我们在现实中想到历史。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有时甚至就是一回事。

读书报：在众多纪念辛亥的图书中，你觉得《血朝廷》有何独特性？

祝勇：《血朝廷》如果说与以往小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关注人在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我不愿意像以往有些历史小说的写法，仅仅把历史过程文学化，像一本文学流水账，人物的性格命运都是固定的，黑脸是黑脸，白脸是白脸，各就各位。我的博士导师刘梦溪先生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对历史人物抱有“了解之同情”。他们不是空洞的历史概念的载体，我在每个人物的身上都寄予了自己的同情。比如：李鸿章。我在写李鸿章的时候真的是动了感情的，所以我笔下的李鸿章，与其他文本决然不同。现在每每读到写他的章节，都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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