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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警惕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

收录时间:2009-11-24  来源:陶东风 中华读书报  点击: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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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包括对汉学具有重要影响的传教士的著述,对于中国文学,主要是现当代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甚至是重大的。这种影响和西方现代性进入中国不可分离。西方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参与了中国作家的现代性想象的建构,参与了中国作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这是不可否定的。这方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恩博(又名“斯密斯”)的那本书《支那人的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的气质》)对鲁迅等启蒙作家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影响。而建立在现代学术体制上的“汉学”,则参与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像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收入的其他很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著述,都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一直以来,学术界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基本上是以正面为主的。

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读书》杂志在1993年第9期发表了一组介绍后殖民主义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张宽的文章,因为他拿西方后殖民理论来反思汉学、反思中国的启蒙主义,把“汉学”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学”以及西方的所谓“殖民话语”进行知识谱系上的勾连,批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之缺乏必要的警惕,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一并接受了殖民话语。另外,也是1993年,陈平原等主编的《文学史》丛刊第一辑发表了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这篇文章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质疑来源自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这本书支配性地塑造了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刘禾的基本观点是:“国民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这个话语建构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决定性影响,鲁迅这些中国的启蒙作家和思想家不过是“翻译”了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理论而已。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对鲁迅、对汉学、对西方传教士著作的批评。比如说冯骥才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2期的《鲁迅的功与“过”》,冯骥才的观点跟刘禾几乎一模一样,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鲁迅的小说不自觉地把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些传教士们“高傲的面孔”。还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西方的汉学就是属于“东方学”的范畴,是殖民扩张的一个产物,又反过来服务于殖民扩张。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传统也就是启蒙传统的激烈否定。

下面我准备就这种思潮提一些问题,也提出一个我自己的初步思考。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到底西方的汉学,包括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书,对于中国作家、中国的文学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的自我认知和民族身份认同?即使我们承认存在汉学家和传教士的影响,难道这种影响是单向的、直接的、简单的、机械的?难道鲁迅等现代启蒙作家全部被西方传教士或者汉学家的殖民主义洗脑了?如果没有看过汉学家的著作,他们就不会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动力和根源到底来自何处?中国的作家是被解放后的官方意识形态洗脑了,还是被西方汉学家洗脑了?在刘禾等人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种单向决定论,一种单向的输入—灌输—植入—洗脑理论,好像鲁迅等中国作家在接受传教士或汉学家影响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和鉴别力。比如刘禾说:“他(鲁迅)根据斯密斯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原来鲁迅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创造性的“翻译者”而已!这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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