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桑塔格回到美国,定居曼哈顿,离婚,照料幼子,家务事取代了巴黎的艺术更多地出现在日记中。她反思婚姻,写道,再也不“回到旧生活”:“我不能,我不会。现在我可以不假思索地这么说。”
日记中也有许多清单:听过的音乐、要买的唱片、要买的书、看过的电影、希伯来语词、印度的神、拉丁语词、计划以斯特林堡风格写的短篇小说,以及自我警示:
如“不要
1.公开批评哈佛任何人;
2.提及自己的年龄(以自夸、自嘲,或别的方式);
3.谈钱;
4.谈布兰戴斯(brandeis)
要
1.每隔一晚冲澡;
2.每隔一天给妈写信。”
性焦虑和写作的欲望纠缠在一起,两样都让她欲罢不能。前者让她体会到强烈的“罪恶感”和反社会的身份,“……让我感到更易受攻击。它加剧了我隐身的欲望,隐身于无形。”1960年的一段笔记写道:“写作是件美妙的事。它使我生出日后能给予他人快乐的东西。”此时,她的才华开始爆发,一连串震惊文坛的作品已经指日可待。《重生》的记录止于1963年,一年后,《坎普札记》将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桑塔格横空出世的日子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