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经典入瀚史——对话《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最能够反映世道演变、文化思潮、民情风俗的文化样式，同时，也最具有陶冶人心与引领社会风气的精神力量。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文学以期刊杂志为载体开始集中涌现，不仅在印刷史，更在文学史与文明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期刊杂志就居功甚伟。文学革命的先声，便是首见于《新青年》。此后，以《小说月报》《创造季刊》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刊物，与时代同频共振，从理论批评、翻译介绍，到创作实践，全方位地参与到当时的文学生活中，直接影响与引导了新文学的发展路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与批评家，都有活跃于期刊杂志的经历与背景。可以说，期刊杂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真切看到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看到社会思潮起伏、变化的脉动——这正是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学期刊、做“文学期刊掌门人”系列对话的原因。

——编 者 谈及新中国的文学期刊，首先应推《人民文学》，因为《人民文学》是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她独特的历史、文学地位，是与中国当代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息息相关的。创刊至今，除“文革”期间被停刊之外，《人民文学》一直是推出中国本土优秀作家、作品的重要阵地，记录了当代文学的跌宕起伏、曲折发展。围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学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使命这个话题，我们与《人民文学》现任主编施战军进行了对话。

问：《人民文学》活跃于当代文学的创作前沿，刊发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现任主编，你如何理解《人民文学》的传统？ 答：《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茅盾是首任主编，他写了一个发刊词，界定了《人民文学》的性质、宗旨与任务，直到现在，这个发刊词仍对《人民文学》具有指导意义。从茅盾开始，历经邵荃麟、严文井、张天翼、袁水拍、李季、张光年、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一直到我的上任李敬泽，《人民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体现文学的人民性与时代性，服务人民大众，富于时代气息。《人民文学》曾发表过不少优秀作品，参与了文学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就勇敢地登载了一系列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的作品，其中包括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实实在在地引领了“改革文学”的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文学》把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摆渡”进了当代文学史。《人民文学》也素来有志于做这样的摆渡者，把真正优秀的作品选出来、传下去。

问：真正的文学刊物自诞生至今虽只百年左右的时间，但与文学史的关系实在密不可分。没有文学刊物的铺路、奠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厦是建不起来的。

答：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新潮》推出了叶圣陶、俞平伯、朱自清等名家。茅盾、郑振铎等人主编的《小说月报》，推出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的中篇处女作《灭亡》、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再如，《语丝》《萌芽》之于鲁迅，《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之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作家，《新月》之于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大半的内容，都与这些文学刊物关系密切。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也一样，文学期刊是刊发优秀作品、推出实力作家、引领文学潮流、繁荣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地，直接参与了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影响与塑造了文学的形态，它本身就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期刊的编辑队伍里，活跃着很多一流的作家与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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