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我不可能成为城市的同路人

收录时间：2015-2-3 来源：长江日报点击：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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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没打算写这个故事，两年后，也是偶然，我和一位朋友聊孩子的话题，我给他讲我在合唱团看到的事情，我讲的内容已经离开现实中我看到的内容了。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它来了，于是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就有了这篇小说。

读+：《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故事，你以前创作的很多小说主角，也似乎都有在逆境中追求光明的特质，这是你一直以来的写作追求？

邓一光：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尺度上的理想主义者，不接受虚无主义主张下的理性写作，但我相信并且一直在用我的写作去确认，人是生命意志和自由意志的产物，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观是最终决定人之为人的那个砝码，独立、创造和自由是个体生命道德的惟一真理。确认这个，我在活着这件事情上才拥有了意义，我的写作也由此产生了意义。我是在深受生命负极强烈困惑和压迫下才开始了我的写作，人性与生俱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足以让我找到我需要的那些力量。

有人出人头地有人挣扎在平庸中

读+：书中的主角兰小柯、兰小宝是深圳打工者子女，你接触这样的孩子多吗？他们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邓一光：作为小说家，我不替任何人、任何族群代言，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的困境是什么。直白地说，我怀疑社会学谱系上的归类对文学的发现是否有意义。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原住民3万，户籍人口300万，非户籍人口1000多万，可以这么说，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打工者，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词语。所以，不管愿不愿意，我在这座城市里认识的人，接触到的人，他们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求生存，求发展，有人出人头地，有人始终挣扎在平庸甚至苦难中。

这种个人与城市的共构关系会延续到生命终结，而且会把命运的基色带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都可能是“兰小柯”，如此，他们构成我小说中的人物。

读+：你在小说里写“歧视有了进化后的变种，不是抛弃，而是关怀”，这是你的真实感受吗？

邓一光：我的观点另论，这是小说中主人公兰小柯的感受。这种观点出现在20年前，你会指责它大逆不道，现在应该被社会接受了。

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兰小柯的感受，他们仍然会为这样的观点吃惊，因为他们久徊不去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好说明了假以关怀之名实施的歧视之实，不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大量存在，在人性深处也普遍存在。

事实上，社会制度乃至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大量对个体意志的歧视，这正是兰小柯这个人物精神叛逆上的时代性表达的意义。

我没打算融入深圳

读+：“干物女”、“蕾丝边”，你在小说里用了不少流行词汇，并且你的写法也非常现代，很多人因此甚至不相信你是位50后？

邓一光：人们读《变形记》，不会想卡夫卡能不能变成甲虫，读《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不会想卡尔维诺是不是脱世于建筑师。金圣叹在《水浒》批注中提到人物塑造法则，“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说写刽子手不必杀人，写妓女不必侍客，说的是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人物塑造是写作的基本功，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相反，很难想象一个缺少仿真能力的小说家能写出让人信服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