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初春的阳光潮水般涌进窗户,暖暖地铺在地板上,包围了房间里的25个巨大书柜和藤椅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时间在这位再过两个月就将年届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现出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罗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条河流》。2005年4月14日,经任先生再三要求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夕。现在,栖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个普通大院里的国学大师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15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刚进行了一年;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此项工作已进行了十年,刚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中国哲学史》(1979年)、《宗教大词典》(1981年)、《中国道教史》(1990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的学生使用了“三个阶段二层角色”来确认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后两个阶段他一方面做“学者”,从事着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担任“行政领导”,他追求着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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