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周立民：有“人情味”的萧乾

像《华商报》等副刊，我是在北京看的。先是去位于万寿寺的现代文学馆，他们都叫“大庙”，不用说是萧乾先生介绍我去找的傅光明。我只记得看资料的那间屋子还生着炉子。有一天正埋头用功，一个很熟悉的南方腔调让我抬起头来，是辜也平老师，他来查《家》的版本。去北图的经历不传奇也挺荒谬，进门，一保安闷声闷气地跟我说：身份证，身份证！皇家气派啊，去查报纸，要单位介绍信。我只好请傅光明帮忙开了现代文学馆的介绍信。好嘛，这张纸引得管理员满面春风：呀，你是文学馆的啊，你们那儿经常过来查东西……神啊，赶紧让她闭嘴吧，幸亏文学馆是巴金先生提议建立的，我对它多少了解些，但也经不住她没完没了聊这聊那啊，再多聊几句，我可就露馅啦。

经这番努力，我完成了毕业论文，也写了几篇关于副刊的小文章，但像萧乾先生希望的那样的成果并没有做出来，后来关于副刊研究的人也多起来，《大公报·文艺》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我的兴趣也就淡了。许久，想起了，觉得内心中总有一种有负萧老的感觉。所幸，大学毕业后，我居然有机会编辑报纸的文学副刊、书评周刊，还真的把从萧乾先生等前辈那里学来的编副刊的知识实打实地演习了一把。有段时间，自己做得也兴高采烈。但报社办的内部刊物上也登出一位退休老同志化名写的痛批我编的读书版的文章，不外乎不雅俗共赏、不大众化，介绍了卫慧的《上海宝贝》就导向不对，幸亏那时已近二十世纪末，不然准扯到“资产阶级办报方向”上了。但那时，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我是何等得意，我觉得它雄辩地证明了：我本与“他们”就不是一路的！我共编了两年报纸，至今翻开每个我经手的版面，我不会觉得脸红，如果允许再吹吹牛的话，那完全得益于我从那些前辈那里偷来的“副刊经”。

扯远了，回到萧乾先生身上吧。最近见有人在议论某诗人大义凛然地“斥责”萧乾的话，说“文革”期间好打小报告之类的。我虽然没有做过调查，但我相信是真的，萧乾不是完人，身上的毛病也不少，巴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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