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周立民：有“人情味”的萧乾

1994年4月，周立民与萧乾、文洁若夫妇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萧乾全集》第7卷收录了萧乾先生1995年1月30日给我的一封信，可能是编者从我怀念萧乾先生的文章中录出的。其实，我手中还有两三封未刊的萧老书信，内容都是与我当时要做的毕业论文“报纸的文学副刊研究”有关。

春阳暖人，绿草已经报告春天的消息，不像前些日子冻得缩手缩脚，理书都得戴手套，我便乘兴找出了萧老给我的另外两封信，都是写于1995年——转过年，我大学就要毕业，当时甚至有写一部文学副刊史的想法。在这之前，我所了解的副刊，大多与鲁迅有关系，如《晨报副镌》、《申报·自由谈》之类的。接触到《大公报·文艺》觉得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再加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每一位作者都文笔潇洒、个性鲜明，不禁甚受吸引。由于知识储备不足，问题多多，于是，当年的编者萧乾先生便成了最为难得的请教者了。

当年向萧老请教哪些具体问题，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但是他那张笑眯眯的面孔和对年轻人的热情却仍然印象深刻。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热情鼓励，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提示研究线索，一再表明“我愿尽绵力”，“我有责任即复”，真让一个学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还给我寄过书，除了信上写的他的《文学回忆录》之外，记得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重印的他的《人生采访》。信中，他一再鼓励我，及早把研究成果发表出来。1996年春天，我去他的寓所拜访他时，他还说你写这本书吧，写完了我愿意给你写序……对比一下如今的文坛大佬们，自抬身价、摆足了权贵的架势，萧老却不惜降低身分主动提出要为一个学生写序，其境界难道不是高下立判？ 信里面提到的“文艺新闻”是《大公报·文艺》中的一个栏目，虽然字数不多，如短讯般报道各地的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情况，但较引起我的注意，它具体、形象，比起文学史抽象的概括更能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五四新文学在各地的发展和影响。萧乾后来在回忆录中也重申了他办这个栏目的初衷：“当时报刊上常登些‘文坛消息’，谈的大多是一些私人琐事，其中也不乏捏造的谣言。因此，从一开始我就声明，这一栏中要摒除作家的私事，只报道与文艺有关的活动。今天，倘若有人关心（上世纪）三十年代各地文艺界的动态，诸如不断涌现出的新人新刊以及文艺团体的情况，不妨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大公报·文艺》的这一栏。”（《萧乾文学回忆录》第74页，华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我认为萧乾的最后一句话并非虚言，与其编写那么多重复来重复去的文学史，还真不如搜集一点这样的资料重印，包括《现代》杂志卷尾的“编辑室日志”，都是最“现场”的文学史资料。

我当时在北方的一个城市读书，从客观条件上讲，并不具备研究这样的题目的条件。主要是该市图书馆原始文献藏量极其可怜，不仅好多原刊见不到，就是影印本也并不全。像《大公报·文艺》，我看的就是影印本，是在市图书馆，还是手查的卡片目录，但是库存有多少，图书管理员似乎永远向我保密，每次只能调用影印本的两卷，我按照时间顺序调阅，但常常她一不高兴就说：你要的那个没有！鬼知道她到底是找了还是没找，是认真的还是敷衍我。到《申报》时，这里没有了，我得换到另外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去看。忘了是经老师介绍，还是哪个熟人帮忙了，反正，那时候图书馆都类似保密机构，尤其是像我这样外校学生去看资料，都不是通过正规的手续，而托了人情去的，所以每次图书管理员把我带到空无一人、十分阴冷的书库中时，我要么感觉鬼鬼祟祟的像贼，要么像低三下四的孙子。时间有限，打开报纸，不分饥渴，赶紧抄录——那时，复印还是件奢侈的事情，没有数码相机，只有秃笔数支，笔记本（不是电脑）一个，真是靠双手打天下。在那个大学，我甚至把非正式女友也动员去了，替我抄目录。现在想来，在那些资料匮乏的日子里，我是个十分成功的投机钻营分子，《晨报副镌》的影印本，是我从自己学校的资料室中借出来的，这本书图书馆不外借，忘了我是通过什么途径借出来的，反正算个小奇迹。那应当是1996年年初的寒假，我把一大箱沉沉的书背回家，打算在四十天里看完它。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年除夕，全家守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候，我在炕上放了一张桌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在抄《晨副》的目录和我需要的内容（鄙人至今仍然拥有一边听收音机、看电视，一边写文章、读书的能力）。爷爷奶奶心疼地说：歇一歇吧，歇一歇吧……寒假结束前，爸爸带我到镇上，复印了不少内容，因为书要还回去了。来到上海后，有一天，我在书店里发现了这套影印本，忘了五百还是八百元，反正毫不犹疑地买回来了，一整箱，驮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喜滋滋地穿过复旦的校园，遇到一位朋友，他对我的傻乐大为不解：这种东西买它干什么，用它到图书馆里查呗——他完全体味不到，我当年查点资料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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