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把思想还给文学

我宁愿做一个在艺术上有缺憾的作家，也不愿做一个思想上毫无挑战性的作家。——刘继明

◆简介

刘继明：1963年出生，湖北石首人。198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江河湖》、《仿生人》、《一诺千金》，小说集《我爱麦娘》、《中国迷宫》、《送你一束红花草》，随笔集《我的激情时代》，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等。曾获中国文联第五届文艺评论一等奖、湖北省文化精品生产突出贡献奖、《上海文学》优秀小说奖、《山花》理论奖等。

◆访谈

■写作是一种冒犯，既有艺术上的，也应该包括思想上的

李云雷：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对当前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我想这主要是源于他们认为“纯文学”应该与现实无涉，长此以往，也就丧失了这种能力，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或者是“不及物”的个人梦呓，或者是“陈旧的”——关心的仍是二三十年前的问题，构思、倾向或“结论”也是人人都知道的，毫无新意。而在我看来，你是很少的能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作家，这可以说是对作家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继明：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从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我印象中，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对文学之外的事物都是很关心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的启动，人越来越物质化和原子化，文学也越来越内心化、个人化，作家的视野也就越来越狭窄，谈起形式技巧想象力之类津津乐道，对文学以外的东西却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和能力。所以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和作家对此提出了质疑，比如李陀呼吁反思“纯文学”，韩少功也说“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等等。我大概也属于对这种状况“不满”的写作者之一吧。

李云雷：你的一些思想随笔，如《走近陈映真》、《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回眸五七干校》、《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等，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请问这些思想随笔在你整体的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刘继明：前年我在上海做过一次题为《小说与现实》讲座，其中我谈道：有一段时间，由于个人生活中刚刚遭受了一场灾难，再加上后来一阵子身体又很糟糕，所以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那时我差点儿也成了一个基督徒，想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依托，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时我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自己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听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这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所以慢慢地，我又开始把目光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所以，随笔对我写作的影响自不待言，它们是我文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李云雷：我觉得对思想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你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有不同于他人的视角，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发现与呈现，比如你的短篇小说《茶叶蛋》、《小学徒》，以及最近的《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请问你如何处理思想与艺术的关系？

刘继明：思想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界对这个问题是一直忽略和刻意回避的。最近几年似乎有人重新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我不赞同有些人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做抽象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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