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传承、新变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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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报告文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行进与极度扩张、90年代的低速徘徊与渐趋紧缩之戏剧性文体变幻之旅。进入本世纪以来,承载过大起与大落的报告文学,其现状和走向如何？自然就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文坛话题。

对报告文学“三性”的坚守

总体来讲,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仍在把握和传承着近百年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主脉,进行着顽强的文体坚守。这种坚守深刻地体现为对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等报告文学最为基本的文体规范的理解与遵循。赵瑜与胡世全合作的《革命百里洲》由一个地域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为切入点,生发至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方位考察,将一个抗洪题材深化为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关照,是作者力图超越肤浅时尚主题的一个有成效的努力。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等也在不同层面上反思着“三农”问题。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梅洁的《西部的倾诉》、刘元举的《中国家庭钢琴热带来的喜与悲》、曲兰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王宏甲的《智慧风暴》等文本对“教育文化”审视的视角各有不同,但它们强调个性、关怀人性、扶助弱势、弘扬公正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我们不妨将此看做报告文学作家参与当代中国教育文化转型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以关注和书写社会重大事件和法制问题著名的杨黎光、一合、邢军纪、长江在他们的近作《惊天铁案》、《红与黑》等作品中深入剖析了世纪之交的一些腐败现象,令人震惊和深思。应该说,对报告文学“三性”的坚守,正是弘扬报告文学作家主体独立精神的重要表征。

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结合

还应该看到,一批跨世纪作家为报告文学提供了新的叙述经验。这主要是指其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结合。宏大叙事,在报告文学这里主要指对具有热点与焦点意义的国内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的关注,这是其作为“世纪文体”所应承载的主要内涵。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在宏大叙事的同时,还出现了对日常生活进行检视和反思的新变。这表明报告文学关注与再现生活的视野和能力正在逐步扩展和加强。在这一文体的日常叙事中,《天下婚姻》(黄传会)、《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俏)对婚姻法实施和“二奶”现象的描述,《安乐死:情与法的撞击》(熊国英等)对当下医疗与人伦关系敏感性问题的触及,《你,“澳抗阳性”吗?》(长江)对乙肝患者艰难的生存现状的揭示,《涅槃》对城镇下岗职工生活的关注,《灰村纪事》(朱凌)对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与潜规则博弈的剖析,《厕所革命》(郝敬堂等)对厕所改革的直言,《中国,车祸之痛》(徐江善)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思考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日常叙事并未有损于报告文学的“世纪文体”本性,相反,它极大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叙述空间,进而为这一文体在传媒时代的存活与延续增添了强劲内力。

面临的困境

在我们为当下报告文学的承续传统与勃发新变深感欣慰时,也不能不看到它的生存困境与危机。其一是理性失落、“娱性”上升。与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相反,当下一些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几乎放弃了文化批判的武器,以至报告文学最为珍视的“真实”被作为娱乐的最大卖点,名人明星的绯闻轶事取代了弱势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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