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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年代

收录:2011-2-21  作者:洪子诚  来源:《中华读书报》  点击: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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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情况是,在50-70年代文革结束前的近30年间,有的作家写作的一些作品,它们的思想和艺术,在当时的文学规范下,肯定会被目为“非法”,因而没有公开发表(有的作家,当时就失去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还有的作家,写了一些在当时并不认为是“文学作品”、也没有想到要“发表”的文字(如日记、书信)。上述这些作品,在文革结束后,或由他们本人,或由亲属、友好发表在报刊上,并标示了它们的写作时间。后来的作品选和文学史研究论著,一般也都按照所标示的写作时间,来确定其所属年代。如谢冕先生和我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子的诗《给他》,曾卓的《有赠》、《悬岩边的树》,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蔡其矫的《祈求》,穆旦的《冬》、《停电以后》,被置之于1958-1978的第二卷之内。《中国新诗萃50年代-8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以及80年代以来的多种选本,也都做了相似的处理。这些作品在年代上的特点是,它们篇末注明的写作时间和公开发表的时间不同,而这种不同具有重要的性质。

《给他》篇末注明写于1958,正式在刊物上发表是1980年(《诗刊》),《悬岩边的树》篇末注明写于1970,公开发表是1979年(《诗刊》),《重读〈圣经〉》注明写于1970,公开发表于1980年的杂志《芳草》,《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说明是写于70年代初,发表却是1981年的《花城》,……

上述的情况在文学史写作中如何处理,颇费周折。我曾经设想过多种方案。一是全部按照作品篇末标示(或作者、研究者在另处说明)的时间来评述。另一是将它们放置在作品公开发表的时段来处理——因此,曾考虑过在“当代文学史”的八九十年代部分,设计诸如“文学‘化石’的发掘”之类名目的章节,专门讨论过去写作、隔一段时间才公开发表的这类作品。上述两种方式,最后都没有实行。实行的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但其实是一种含混的、标准不一的方式。

譬如,穆旦、芒克、多多等的诗,《第二次握手》、《波动》等小说会放在文革时期的文学中来评述,而曾卓等写于50-70年代的诗,《傅雷家书》、《从文家书》等,则会放在它们公开出版的八九十年代来谈论。事实上,这种处理因难以发现首尾一贯的、充足的依据,最终将留下许多漏洞。

这些作品的写作和发表时间之所以是个重要问题,在于“文革结束”对当代文学来说是个重要的时间界限。这之前和之后,写作的外部环境和作家的情感、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想一下,曾卓的《悬岩边的树》是写在1970年,还是写于1980年,多多的那些诗是写于70年代初,还是写于80年代中期,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在文革间以手抄本方式广泛流传,1979年正式出版反而没有产生多大反响——这个现象,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一时间界限的重要。另外需要考虑的因素是,50-70年代,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过程中,是控制严格而相对贫乏的文学时期。思想、情感、风格、方法,在大多数时间中都显得单一。竭力寻找多种声音,发现多种色调,建立主流外的“另类”文学存在,是不少研究者执著的想象和期待。

研究者的这种“预期意识”,也加强了这一时间划分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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