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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周扬与胡乔木

收录:2013-9-12  作者:丁晓平  来源:《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  点击: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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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周扬与胡乔木的争论、恩怨,坊间说法颇多,观点各异。此文系其中之一种。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纪念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作讲演。此外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周扬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引起轩然大波,并逐渐升级,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此也酿成了周扬和胡乔木个人的历史恩怨和情义悲剧。

当年,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是受中宣部提名作为主要报告人,在这个学术讨论会上讲一讲文艺问题的。为了作好这个报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专门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演讲报告稿,徐非光、梁光第、顾骧、陈涌、陆梅林、程代熙、王元化等人都参加了起草报告的碰头会,提出建议讲一讲“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亦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初步意见。周扬对中宣部委托他作报告表示同意,但不满意中宣部出的这个报告题目,认为范围太窄了,对给他挑选的起草助手也不满意。当时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扬“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这三个人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文艺评论家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的干部顾骧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病愈出院后,周扬就带着这三个人去了天津,住进了景色宜人、有“天津钓鱼台”之称的迎宾馆。为了客观再现这段历史的原貌,下文以诸位当事人的回忆作为叙述,从这篇文章的起草说起。尽管他们的记忆略有出入,但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慢慢地达到真实的。

【周扬报告“出炉”的经过】

王元化是在1983年春节前四天收到周扬来信的。他回忆说:“春节后,我赶到天津,向周提出请王若水、顾骧一起来参加讨论。人到齐了,开始讨论写文章的事。我说:‘现在许多文艺问题说不清楚。由于文艺思想都是哲学、美学的背景,如果不在哲学上弄清,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就谈不深,谈不透,所以最好从哲学方面弄弄清楚。’周扬同意我的意见。”

王若水说:“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为了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根据和王若水、王元化、顾骧三个人的讨论结果,周扬最后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是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样,文章正式进入起草阶段。

王若水回忆:“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

王若水为何早早地离开天津?顾骧回忆:“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见《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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