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传记体性质，决定它在结构上常常是以一个中心人物为主，故事随着这个人物的活动逐步展开，并通过他串连一些次要人物；而在情节描写上，则分别轻重，用多种多样的笔法，加以组织和交代，从而收到了主次分明、脉络贯通、叙次周密、结构谨严的结果。如《念秧》，受骗者有王生主仆，设骗局者有张、许、金、佟四人。先是张、许、金三人单出，各设一局，未能得手，而后四人合谋一局才得成功。故事人物多，情节复杂，但一路通过王生主仆串连起来，丝毫不乱。
《聊斋志异》还善于描写景色，不只画面鲜明，而且常常造成一种气氛、境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如《婴宁》写婴宁所居之处，“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粉壁光明如镜，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这就和婴宁天真纯洁的性格互相衬映，显得异常调和。
《聊斋志异》语言精炼，词汇丰富，句法更多变化。作者既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又适当吸收和提炼当代口语方言。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极富于形象性和表现力。但用典过多，也影响了语言的鲜明和生动。
《聊斋志异》刻划人物注意个性和细节的描述；安排情节注意故事的曲折有味，显然是吸收了传奇和史传文学的特点而有了新的发展。文章的波润起伏，语言的摇曳多姿，又显然接受了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的影响。至于人物语言的精妙传神，谐谑有趣，也分明可以看到《世说新语》的影响。正是由于作者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艺术经验，融汇贯通，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才使它达到了文言小说的高峰。
聊斋志异以后的文言短篇小说
《聊斋志异》问世后，曾风行一时，模拟的作品纷纷出现，乾隆年间有沈起风《谐铎》、和邦额《夜谭随录》和浩歌子《萤窗异草》等。不过这些作品大都是模仿《聊斋志异》的形式，而丢掉它寄托“孤愤”的积极精神，“谈虚无胜于言时事”(《夜谭随录自序》)，离开现实生活较远，缺乏进步的思想内容，艺术水平也不高。《谐铎》中有少数作品涉及社会现实，如《考牌逐腐鬼》、《读书贻笔》等流露了对科举的不满，《森罗殿点鬼》、《棺中鬼手》等讥笑了官吏的贪婪，但作者过分追求诙谐，未免削弱了讽刺力量。
乾隆末年，袁枚撰《新齐谐》(原名《子不语》)。作者自述其创作动机说：“文史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感也。”(《自序》)作品内容也确乎是些供无卿消遣的神鬼怪异之谈，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不过全书的文笔颇自然流畅。
从乾隆到嘉庆初年，影响最大的是《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他三十一岁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主持纂修《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位高望重”的学者。《阅微草堂笔记》是作者从乾隆五十四年到嘉庆三年陆续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