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

“龙门红学”是笔者和陈庆浩、马力先生在八十年代初起的名词,用来戏称某些红学派别的文章。“龙门红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当红,“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这类文章卖点好,是红坛登龙捷径二是闲扯,“摆龙门阵”,茶余饭后可作谈助,并无真正的学术价值,故“龙门红学”亦称“龙门阵红学”。笔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滥竽充数,写过几篇门外评红的文章,八六年参加哈尔滨国际红学会议后已退出江湖,九二年扬州会议就交了白卷。今年近古稀,大概再也不会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红学盛会,所以有些个人看法想在会上说一说。其实,这里所谈批评观点,笔者过去发表的文章大都提过,这次只是综合起来略加申说。

“龙门红学”开山之作

红学传统上分三派:索隐派、考证派、文艺批评派。但这种分法已经无法规范现代红学的多样性。譬如目下当红的《太极红楼梦》、《红楼解梦》算哪一派？霍国玲女士说她的《解梦》属“分析、考证、推理索隐派”、“新红学索隐派”、“解梦派”,那么高阳先生的《红楼梦》——曹雪芹小说也应该有个派,算哪一派？可见索隐、考证、文艺批评之外,红学似乎应有一个创作派。在没有正式划定前,笔者笼统将之归入“龙门红学”。

现代红学的诞生,始自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这以前,红学的主流是政治索隐派。胡适《考证》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根据《红楼梦》早期阅评者等人的记载,重新确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以自传说代替他传说,以写实说代替影射说,并试图根据作者的家庭环境、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来解释作品,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但胡适强调作品的写实性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家史,“贾宝玉即是曹雪芹”1。严格说,胡适的新红学并没有摆脱索隐派的影响,他只是以不那么笨拙的“红楼梦谜学”,代替“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以索“曹寅家事”代替索“明珠家事”、“张勇家事”、“傅恒家事”、“和糰家事”。所以最近有学者指出,胡适是标准的“新索隐派”2。但胡适虽把《红楼梦》视为“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叙”3,到底治学态度还较严谨,没有把话说满。而新红学的另一位奠基人俞平伯先生,对“自叙的书”的说法很快加以纠正,他说:“《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4。事实上,曹雪芹在开篇就明白交代他写的是“故事”,脂砚斋等人也一再说《红楼梦》是“小说”。既是故事、小说,就应作为文学作品去加以观照,根据小说的情节、形象、意念进行诠释,这本是常识。无奈世人都有喜欢窥秘的心理,有一等人又自视为揭秘能手,解谜专家,识力非凡,别具只眼。所以托旨幽深、似显若隐的《红楼梦》就成为他们驰骋想像的对象,索隐派红学于是乎历久不衰。

周先生要给贾宝玉换老婆,宝钗也好,湘云也好,都还是女人。最搞笑的是他把脂砚斋变性,让他做曹雪芹的“新妇”。脂砚之为男性,绝不是从脂评中找几条类女性口吻的批语就可以改变的。俞平伯先生曾问道:史湘云会自称“叟”吗？要找反证太容易了。问题症结在于,从脂批看,这是一个男性的小圈子。雪芹最初写《红楼梦》小说,是给少数朋友看的,可能是一些宗学贵族子弟。雪芹写好一部分,就让他们传阅。有些人就写评语,提修改意见,拟书名、发凡起例。现存脂批并非一人之批、一时之批。所以批语有“诸公之批,自有诸公眼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甲戌本第二回）、“扯淡之极,令人发一大笑。——余谓诸公莫笑,且请再思”（甲戌本第十六回）的话头,以及一些男性特有的秽媟的口吻。贾宝玉可以在荣、宁二府内帏厮混,《红楼梦》中的史大姑娘、曹雪芹的“新妇”遗孀,怎么好在这个男人圈子羼和、与“诸公”接席呢？莫非周先生以为,脂砚所说的“诸公”,就是史湘云在大观园的一班“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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