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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

收录:2011-12-10  作者:刘纳  来源:《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点击: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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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① 鲁迅写于1927年的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被不断重复着。80年代后期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讨论令人记忆犹新。

那么,“写得怎样”是不是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写得怎样”,指的是艺术表现力以及所造就的表达效果,即作品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了难以用其它形式传达的语言艺术的力量。

“写得怎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却又很难像对“写什么”、“怎么写”那样能条分缕析地“言”得明白。恰逢阐释替代文学评价的年代,“写得怎样”经常被“写什么”、“怎么写”的发挥性阐释所遮蔽。

本文以《创业史》——一部在几十年间评价落差极大的作品为例,谈“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

依照现行文学史教材的划分,《创业史》和它的作者柳青属于“当代”。然而,这一部“当代”作品与这一位“当代”作家距我们已经非常遥远。 不到50年的时间间隔,竟然已经沧海桑田。

柳青对《创业史》生命力的最低期望指标正是50年。他说:“任何一部优秀作品,传世之作,决不是专家、编辑和作家个人自封的,至少要经过50年的考验,才能看出个结果。” ② 他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化运动,也还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读者群众中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 ③ 柳青对《创业史》的生命力有50年的信心,是因为他执着地认定,他所遵奉的文学规范不会改变;是因为他天真地相信,作品的生命力是由“读者群众”决定的。

但是,柳青去世仅仅十年,他所信奉、所遵从的创作原则几乎都被颠覆了;而作品的生命力也并非柳青心目中的“读者群众”所能决定。

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部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

柳青当年并不希求阐释,他更相信文本自身的力量。他认为,“如果作者没有把他的思想感情化为艺术形象的话,就是评论家有办法写文章补充和解释,也不可能延长这种形象的生命力。” ④ 在他离世前不久,还说过:“作品是自生自灭,还是不被遗忘,全部的力量都在作品里头,作品以外,任何评论家给你加不上去。……评论家的影响是暂时的,长远的影响在作品里面。” ⑤ 在21世纪初读到柳青的这些说法,真像是这位性格倔强的作家在向现代阐释学抗辩——虽然当时流行的文学语汇里尚无“阐释”这个词。

就在《创业史》第一卷出版的1960年,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问世,成为阐释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一个标志。我们有理由推断柳青并不知道这本与《创业史》远隔万里而于同年出版的书,但《创业史》在柳青身后注定得面对这本书导引出的对文学作品理解态度与阐释方式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者从伽达默尔那里知道了理解行为的主观性,知道了文学文本的意义是被阐释过程中不断生成、不会被穷尽的。我们从西方阐释学与后结构主义诸名家那里越来越多地知道了阐释的自由和阐释的快乐。我们也已经见识过许多文本解读的范例,例如罗兰·巴特以将近十倍篇幅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做分解分析的《s/z》,例如希利斯·米勒对史蒂文森诗《岩石》做修辞性解读的《史蒂文森的岩石与作为治疗的批评》。在知道了这些见识了这些之后,阐释的天地变得无限宽广,文本可以成为变化无穷的魔方,可能展现出漫无边际的丰富性。同时,在知道了这些见识了这些之后,文学研究者已经很难像以往那样,将作品区别为伟大的与不伟大的、优秀的与不优秀的,却很容易将文本区分为适宜于阐释的与不适宜用来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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